崔蓉芝打來電話，說江南逝世二十周年了，叫我寫點東西，以茲紀念。放下電話，腦海裏突然湧出了那首蘇軾的詞，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湮滅。古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想當年，江南兄和我可說都是“雄姿英發”，但如今，他作古已二十載，而我也成為祖父級的人，早生華髮，我頂了一頭灰白頭髮。
老了，記憶力大不如前，但當年的事還歷歷在目。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在舊金山美生堂看一位著名歌星的演唱會，突然聽到江南被殺的消息，音樂會也不聽了，馬上趕到江南在地利市的家。記得他家裏坐滿了人，還有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的人。崔蓉芝說了一句“殺雞儆猴”。
那時我是一位記者，在新聞界頗為活躍，認識很多“總”字輩的人，也經常半夜從夢中被叫醒，有時被紐約中報總編輯陳玉璽清晨四時叫醒，我嘀咕著：“我這才四點。”玉璽在那邊說“對不起，我這裏已經七點了，那篇稿要修改一下。”我們就在電話裏討論那篇稿子，他等著發稿。
還要從頭說起，江南死後，我為查著個案子，動用了許多社會關係，挖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很多消息的來源，我至今也不能講，只能對崔蓉芝說聲抱歉了。
說起江南事件，先要說說胡娜事件，中國頭號女網球國手胡娜，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美國批准，中國為此中止中美文化交流一年。我在一九八四年寫出一篇極具分量的“胡娜事件幕後人物”，不僅發表在《九十年代》上，而且洛杉磯《論壇報》也於八月一日刊出。當時正值洛杉磯奧運會期間，《論壇報》把成捆的報紙扔在中國代表團駐地，中國代表團成員幾乎人手一份。據說領隊李夢華、榮高棠等都看了。在三藩市國際機場我去送轉機回國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時，和兩位記者談起此事，他們都有這份報紙。其中一人說：“這樣的內幕事件，居然公開發表在刊物上，真不可思議。”另一位記者說：“看來作者下了不少功夫，很多事情有根有據，但是，如果不是當事人，他怎麼知道的這樣詳細？”這位記者問得好，此事正是當事人告訴我，我又參閱了美國及臺灣的許多雜誌才寫出此文。
文章寫完後，一位朋友老魏帶我到陳鼓應家裏，由他過目，務必叫人看不出這是臺灣人寫的，而是大陸人寫的。陳看後，一字未改，僅把我的筆名改了。我寫的叫童顏子，他改成為童顏怡。正因為此文章的發表，我在新聞圈裏闖出了點名堂。每當深夜電話鈴響，重大新聞自動找上門來。
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又是這種情況，一個神秘的電話告訴我，陳啓禮殺了江南以後，在美國留下了錄音帶。我問為什麼找我？對方回答是考慮了八個小時的結果，他們認為我可以把這重大的消息及時發出去。我收到此消息後，進行了盡可能的查證，然後就直接去了總領事館。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唐樹備總領事、高有年副總領事已睡了，只有楊宗良領事接待我。他聽我敘述完整個事情，說會及時轉告，至於是否給報社發表，他說由報社領導決定。
我返家，又給香港《文彙報》社長打電話，告之有此重要稿件，他們同意刊登，但一些人名要隱去，此時已是一月七日（香港是八日）淩晨五點了。
一月八日香港《文彙報》刊出這條消息後，美聯社立即向全世界轉發。次日，三十幾個各大通訊社及媒體的電話打到我家裏，我問他們怎麼找到我這裏？他們說，《文彙報》電頭表明，“本報三藩市專訊”了，寫“本報美國專訊”好了。
我那時寫很多文章，很多評論，用了很多筆名，一次一時想不出，就用了香港《文彙報》社長李子誦先生的大名，但我把“誦”改成為“頌”。香港收到稿件，將名字改為“李頌”。而且我收到一封信，把我真當成了李子誦，我趕緊回信，聲明我不是，對方又回一信，說是誤把馮京作馬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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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5日前香港《文汇报》驻美国记者高鲁冀在清华“二校”门前 |
此消息發表後，我的安全問題成了很多人關注的焦點。FBI說我住的地方太不安全，他們說，如果發現可疑的人，絕不要給他打電話，因為他三分鐘無法趕到我家，要打九一一。而且他們願意為我提供住房，我反問他一句：“你們的房子我敢住嗎？”那位探員也笑了。他的名字叫Tim，原先是位律師，我問他，為什麼舍律師而從事FBI工作，是否因為愛國主義？他回答：more than that！唐樹備也願意為我提供安全住房，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事後高有年副總領事還特別請我在日本城吃飯，對那天晚上總領事和他未能親自接待我感動抱歉，我表示沒有什麼。Tim後來還給我寫了三封信，此信我仍保存著。
後來，有人要出賣那卷陳啓禮的錄音帶，有人感興趣把我叫了去，說他們有錢，想由我出面買。我徵詢了Tim的意見，他不同意我買，於是我拒絕了對方的要求。
在與江南交往中，我接觸了一些不同的人，例如他曾帶我去見臺灣《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出席人還有陳文雄、張富美夫婦，阮大仁等。後來我還幾次與張富美聯絡，她也蠻幫忙的。在此期間我還見過許信良、王拓。江南死後我寫的“江南風雲”在《臺灣文化》上發表，又與總編輯陳芳明有聯絡。
江南的死，導致了臺灣的開放，走向民主，但二十年後今天的現實，恐怕是很多人很難預料的。而我個人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一九八六年，許多厄運、打擊一齊壓向我。我過馬路，竟被汽車撞起來，飛了十呎遠，摔在地上。一位臺灣人說“可以斷言，這是國民黨幹的，臺灣黨外許多人出意外，都是車禍。”我倒不認為如此。
我沒有被壓垮，而是由此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神主耶穌。我不僅自己信了主，帶領全家信了主，更以六十歲高齡，到神學院苦讀兩年，今年五月畢業，獲教牧學碩士。很多人不理解，但我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江南逝世四周年時，我用了一首宋代名臣寇准的詞《江南春》來紀念他。詞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地，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真如司馬光所言，此詞是“一時膾炙”，但總覺得過於悲情。在江南兄逝世二十周年之際，選辛枼疾水調歌頭“盟鷗”四句，以為紀念。那四句是：“明月清風此夜，人生幾歡哀！東岸綠蔭少，楊柳更需栽。”
寫於二OO四年九月一日
（載台灣《傳記文學》二零零零四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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