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張國雄:曾經滄海 萬裏魂歸——江南遺骨歸葬黃山追記


今年(二〇〇四)是江南被害二十周年。他的骨灰先是暫厝於美國三藩市南郊一處墓地。七年後,遺骨由夫人崔蓉芝抱持,越洋萬裏歸葬於故國黃山。我全程陪同,參加了在黃山墓園舉行的葬禮。回美之後,由於某些私人原因①,我沒有片語隻字記述這段行程。如今時移勢轉人事代謝,我覺得還是應該作一追記,作為對江南的懷念。也作為我自己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旅行,留下一個記錄。
一九九一年五月某日,蓉芝打電話給我,說江南遺骨歸葬祖國的事,大致已安排妥當。墓地選在黃山的龍裔公墓。她邀我同行,我當然義不容辭。其後我先陪她到江南骨灰暫厝之地,親見墓地工人將骨灰盒掘出,清理包裝後交給蓉芝。由於蓉芝要配合她雙親的行程,所以安排我獨個先行。她又告訴我,吳祖光先生也參加葬禮,已從北京飛抵上海住入“上海賓館”。我到後先與祖光先生會合,然後同機飛屯溪進黃山。因為我和祖光先生原是相識②,當時他在中國很有名望,也有相當的政治地位,我隨他一起行動,會得到照顧和方便。我非常感謝蓉芝的細心,也很佩服她辦大事的能力。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三藩市國際機場搭乘上海的中國民航班機。臨行蓉芝交給我一大箱書《紀念江南》③,用以分贈給在中國的親友。那箱書真稱得上是一龐然大物,而又沉重無比。我很擔心,在上海機場過關,不知道會有些什麼樣的麻煩。非常出乎我意料的,在上海下機後,拖拉著我的幾大箱行李和那一大箱的書,到達關口時,那年輕的關員,笑嘻嘻地問過箱中是紀念江南的書之後,只客氣地問我是否可以送他一本?連我那幾只皮箱看都不看,就蓋章放行了。頓時我真是覺得松了一口大氣;同時也警惕到中國政府辦事之效率與周密。關員如此輕易放我過關,顯然是事先奉到明確指令;對我這入境之人與攜帶之物,早已了然於胸了。
出關之後,與來接的江南的弟弟劉旭夫婦見了面,然後合乘一小巴士去上海賓館。當時是下午三時左右,吳祖光先生已先到達開了房間,但又外出尚未歸來。因為登記簿上有我的名字,所以服務生就開了房門讓我進去。劉旭夫婦略坐了一會兒,怕我長途飛行勞累,要我多休息。互約在黃山見,他們就走了。
因為蓉芝曾告訴我,上海僑辦有一位張家騮主任,不妨聯絡一下,遇有需要時可以多得一些照顧。我撥了電話過去,不到半小時張主任就到賓館來了。中等身材,穿著輕簡而頗有品味。態度親和、言談從容,很有學者氣質。交談一陣之後,他就託故辭去了。這時,我不知道祖光先生什麼時候才會回來。我四十多年沒有回過祖國,甫抵上海,有點不敢輕率走動。而剛剛經過長途飛行,也感覺有些疲勞。就和衣上床去打盹。等聽到房門聲音驚起時,已是將近午夜了。祖光先生是早已算好我該到了,也許樓下櫃檯已告訴他我在房裏。所以他進門開燈見到我,笑容滿面絲毫沒有意外的表情。那時我們已經有近乎十年沒有見過。他已年逾古稀,看起來卻精神奕奕。這時候剛在外面忙了一天回來,也不見一絲倦容。他對我說明下午是參加影星白楊的婚禮去了。這一說我倒有點悵然。假如我早到半天,也可以隨吳先生一起去道個喜,開一開眼界。④
閒話說過,祖光先生忽然問我:晚飯吃過沒有?得知我還餓著肚子時;因時過午夜,賓館餐廳早已關門,就帶我到街上胡亂吃了一些東西。我身上沒有人民幣,吳先生替我付賬。並且告訴我不必介意。我們這次黃山之行,食宿交通一切費用,蓉芝已經全部列入預算了。
吃罷走回賓館。一路上就自然談起江南。記起祖光先生一九八三年遊三藩市時,江南與我陪他參觀藝術宮,在粵菜館飲茶。種種情景歷歷在目。接著又談起江南遇害、江南一生際遇、江南的才華與成就。太多感慨,太多歎息。回到賓館,一直談到東方既白。
次日(五月二十六日)淩晨,兩人匆匆梳洗,吃了點東西,就乘車直奔機場。我提著書箱行李,緊隨著吳先生上了一架小飛機。約一兩個小時抵達屯溪,已有專人在接。一輛小汽車把我們送到屯溪招待所。我們見到了招待所的負責人,是一位頗會交際的人物。對我們表達了歡迎之意,又介紹一位先一日從臺灣來的新聞記者周幼非先生。晚餐極為豐盛;我在美國吃膩雜碎粵菜,面對桌上這些純粹中國佳餚,硬是不顧禮儀地大吃了個夠。
飯後,天已全黑。主人們忽然一個都不見了。一絲寒意悄然在背脊上滲沁。我意識到已身處在一個不能自主的環境裏。祖光先生似乎也有感覺,提議到屋外走走。飯廳後面是一條小小的石斜坡。走上一二十級,有一座已經頹敗的竹亭。月色昏暗,頗有些聊齋裏的情景。我和祖光先生都默然不語。那位記者周先生卻一直義氣風發地評論者江南事件種種。又告訴我們,他來時經過上海曾訪問市長朱鎔基如何如何。這樣又混了兩三個時辰,招待所那位負責人找上坡來。他告訴我們:明晨六時有專車送吳祖光先生與我入黃山。記者周幼非先生則以“家事家辦”的理由,被拒入山。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就有人來敲門,請我們起床。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早點,和周記者話別。我又拖著書箱行李,跟著祖光先生,登上了等在門外的汽車。車上除司機外,旁座還有一位青年幹部。從招待所上山,行駛於只容一車的土路。兩旁都是荒草雜樹,一路顛簸塵土飛揚。每轉進一個路口,都有一名武裝守衛揮旗攔車。等那位隨車青年幹部搖開車窗出示文件,才被放行繼續前行。
大概走了兩個鐘頭,車子到了一處山頂一幢木樓前停下。那裏就是黃山龍裔公墓的辦公室。下車後,我見祖光先生交給司機幾百人民幣。原來這是公家安排的自費包車,車資當然又在蓉芝的開支預算之內了。
和辦公室的人員接頭之後,才知道蓉芝和家屬還要稍晚才能抵達。我從行李中取出照相機和攝錄機,就和祖光先生繞到墓園正面去。我不確知墓園有多大的範圍,從前面巍然雄峙的石牌樓望進去,林木豐茂鬱鬱蒼蒼,很有寫龍脈靈山的氣象。正面華表石匾上,大書“龍裔公墓”四字。登階入門,迎面就是江南之墓。墓由黑色大理石砌成。正面刻著吳祖光親題的“山河永戀”四個大字。石墓上方豎立一座三四尺高漢白玉雕刻的江南半身像;面貌逼真傳神,且有一派飛揚的氣勢。據說這雕像出自國內名家之手,七雕七毀才完成這最後的傑作。我走進墓園時,江南墓旁已放滿了鮮花和輓聯。文學家常以景抒情,描述悲悽之事時,多以淒風苦雨為陪襯。這天黃山墓園之上,正是烏雲重、積煙雨淒迷,滿山籠罩在陰鬱的哀傷的氛圍中。
八時許,蓉芝與親屬到達墓園。葬禮在哀樂奏鳴中開始。那特大的高音喇叭播出的淒厲悲音,伴隨著江南親屬中幾位長輩女眷的放聲嚎啕,加以大雨滂沱,真是山川動搖天地同悲。我則不停地在豪雨墓地奔馳,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亡友的飾終之典。
江南遺骨歸葬黃山,說來也是落葉歸根再無遺憾。吳祖光先生也不幸於三年前過世。祗有我仍殘年倖存,作為追記。我是個宿命論者,生死有命,不能與天爭,也不願與天爭。自己告誡自己,認命就是知福了。

注釋:
① 當時中國政府批准江南遺骨歸葬黃山,原則是“家事家辦”。不許外人(尤其是新聞記者)參加,以避免渲染成政治事件。當時主控此一專案的是國台辦的唐樹備先生。唐先生任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多年。那時我任職報館,與他熟識。此刻照“家事家辦”原則辦事,阻擋了許多政要名流、新聞記者入山,卻對我網開一面。想是他確知我是江南摯友,而又相信我的人格,不會明知故犯幹犯禁律。我為了不負唐先生這一信任,就沒有寫作任何報導。
② 吳祖光先生一九八三年遊訪美國三藩市。江南引見我與吳祖光先生相識。當他知道我也從事戲劇寫作時,非常高興地說:這下我們有了共同的語言了。
江南與我陪祖光先生遊覽了三藩市藝術宮。在小華埠粵菜館飲過茶。我又陪他看過一場美國電影;
艾爾·帕西諾主演的名片:《疤面人》。
③ 《紀念江南》一書,是江南遇害後各界組成的“江南事件委員會”編印發行。其中輯有江南生平、著作、遇害經過,及親友悼念,各界評論等。七百餘頁,中英對照,圖片甚多。
④ 中國老牌影星白楊女士,一九八五年曾在美國三藩市小佇。蓉芝邀我及內人黃勻霓陪她四處漫遊。曾一起吃小館,逛購物中心。記得她買了些開罐器之類家用物品。

郭冠英:同室操戈,江南一葉

 

“山河永戀”,江南的墓碑上是這四個字。
他死二十年了,孤獨的埋在黃山下的一個湖邊。
他生在中國,死在美國,葬回中國。他一生想做美國人,他說給他子女最好的禮物,就是讓他們生在美國。但他忘情不了中國,攬鏡自照,看到的仍是個中國人。
“苦戀”或許誇大;“長戀”應屬持平。可惜,竟又是這種感情,使他又回到中國,埋骨故土,魂牽兩岸。
二十年了,美國人不會談他,因為他不是為美國而死,他反是誤信美國而死。中國政府不會談他,執政者與他沒感情,他們還曾為敵;完蛋的那個在處理後事,或也知落到今天,與殺江有關,但它無心也無力反省,何況就算“罪己”,也為時已晚。
墓誌銘上有這段話:“江南難身處異邦,和風日麗時有祖國山河之戀,春花秋月長懷葉落歸根之願。深以國事分則損、合則益,耿耿此心尤遭忌疑。”
江南在《蔣經國傳》中第一個感謝的好友陳治平曾說:“他流的是深藍的血液。”
“同室操戈,江南一葉”,周恩來輓新四軍的這句話,也可適用於江南一案。
但有點不同的是,江南並未操戈,他是執筆,但即令執筆,他也未傷害、敲詐、出賣任何人,這才是江南案最要辨明的關鍵所在。即他不是革命鬥士、人權勇者,他根本不知道他講點話會致死,他想最多上黑名單,不准親炙山河,不太方便,但遲早這會過去,後期他反受到“重視”,他還想用這種“重視”來報恩,結果竟是這種義氣使他遭禍。
他到死沒被警告過,只有“善意的勸告、溝通”。我相信沒人對他說過重話,如果有,他會向朋友如施克敏等發牢騷或吹噓;他沒有,也沒有惶恐不可終日。他之死,實屬“不教而誅”。
任何人聽到江死,都會想:怎會是他?他要排至少在二十名之後,台獨分子、黨外運動人士、對國府政權的危害更大,能量更大,那應以他為優先才是。
其實也應該是,八月我接李敖電話,他說他要在鳳凰臺中提我告訴他的一故事,先給我打個招呼。此事是在二OOO年,一與臺安全局及竹聯幫都交好的人告訴我,即陳啓禮當年因知“一清”在即,怕對其不利,通過此人想見汪敬煦。大汪說我怎能逕與他見,他應有愛國表現再議。中間人問謂所指何?大汪說像李敖這種人就應教訓才是。中間人轉知陳,陳曰可辦,但不久陳搭上汪希苓之線,乃又轉去“教訓”江南了。李敖聞言,謂此真命也。他舉一三國故事,說諸葛亮設伏,欲射殺司馬懿,結果是大將張郃入圍,張死。諸葛亮放回俘兵,修書告司馬懿說:“吾本欲射馬,誤中一獐。”李敖說:“江代我死也。”
江死了二十周年,他的朋友本想在台辦個記者會。我與某泛藍領袖談及,他也願支持,此人向以正直誠摯聞,他說為彰顯人權,此事應做。我雖感其義,仍給他寫了這些話:
作為一個清白正直的人,您會從人權角度來考慮此事,但作為一個政治家,我認為您應還有更深的一層考慮——是非。江南的悲劇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問題,即如江南是捲入情報鬥爭中,有敲詐或出賣任何人,因此危害到別人的人權,或有害一組織工作,所謂“背叛”,那他被“制裁”,即令不到制裁的程度,還只能說倒楣。但江南不是。他沒有對誰不起,沒出賣任何人,也根本無從出賣起。他只是想用他得到的一點“重視”,去幫助一個對他有恩的人做點事,做點回報。他的出發點是良善單純的。加害他不但是不道德,而且是毫無必要的,甚至是對加害他的人大大不利的。
江南是喜歡說話,為民主正義說了些話,但他不是願以生命熱血為此獻身的人,他沒那麼偉大。他沒想到做民主烈士,他是糊塗冤死。他最痛心的應該是看到他的死,造成了國民黨的敗落。他對它是愛之深、責之切,絕沒想到要去推翻、傷害它的。結果那個時代的愚蠢,這種愚蠢,潛在我們每個人的細胞裏,造成了自噬的行為。所以,這不是人權,而是是非、明白的問題。哀矜勿喜,這是我一直的想法,現在愈來愈這樣想。
江南案絕不是“一批笨蛋找了一批笨蛋去殺了一個壞蛋”的三蛋論可以來笑謔打諢的。汪希苓並不笨,他是個聰明細心之人,他說為“國家扛起了責任”,可見這是一錯誤制度的問題。陳啓禮可能在社會上為惡,也可能有託庇自重之意,但他幹得理直氣壯,也不無“為國鋤奸”的想法。那難道只剩江南一個壞人?他不但集笨、渾、壞三性於一身,還是個“三面間諜”?
其實江南這件事很簡單,它的是非也很簡單。江南是個中國人,對政府的作為有不滿(不大,而且到底還視之為自家政府,非為外來政權),寫了些評論,對歷史、人物有興趣,選了蔣經國做論文題目。他當然不是個大學問家,只是博聞強記,把些資料抄錄整理而已。他那時還沒看到《陳潔如回憶》、《蔣緯國報到》等更驚世駭俗的東西。他查出的資料多是公開的,只是沒人把它串寫出了而已。後來楊力宇說要為大英百科全書寫蔣經國條欄,就受到國府的大大禮遇。
江寫了,又去開禮品店,做學者不成,就把文章寫成書。先在加州《論壇報》連載,結果“華府紙貴”,國府各勢力說客如雲。其中最具代表,也最心切的當然是汪希苓。
江南這下想“賣”了,他“賣”也沒錯,他想“賣”給提拔他的老長官夏曉華更沒錯,不但沒錯,還是蠻有人情味的。他所謂的“賣”,也只是結構不改,把蔣經國在七十年代後的一些政績,抄點好話而已。至於蔣與其父決裂,說老爸打老媽,這已見諸史冊,也不能改。他還沒提章亞若之死呢,但對蔣來說,這就是極大危險,故甚焦慮,但江並不知。
後來情報局就借夏曉華這條線,以改版費之名送了錢,又說請江提供些“情資”,江為夏曉華也答應了,這一部分,江的藍性浮現了。他的七封情報信,都是些反獨和大陸見聞的東西,這種“報告”,在那時並不是不道德,許信良拿的中山獎學金就要做點這種報告。到今天,為了“國家安全”,這種工作仍在做。
這種“局勢分析”,美國FBI問他大陸參訪的看法,他講:大陸上有人問問臺灣、美國情況,他也談談,這怎麼是“三面間諜”呢?但他的一些分析,臺灣情報局確實認為有參考價值,因此一直想與他保持良好關係。但汪希苓接事後就表示對江不喜,可能是江在華府不買他帳之故。不久又發生了崔陣的事。崔是大陸民航局的一個副處長,到三藩市見了江,發了幾句牢騷,江在信中告訴了情報局,情報局馬上派兩個人來美想策反之,叫江介紹,江根本不在意。這兩人後來在旅館咖啡廳中見人拍照,疑神疑鬼,逃回臺灣,就說是江要出賣他們。這又更增加了汪替天行道的理由,大概此時又接到關切江要寫《吳國楨傳》的指示,因此就急急下手了。
江死,情報局內部主管美國工作,與江聯繫的那一批人還很震驚,他們從來未認為江“背叛”,內部也為討論定性,不知為何會遭毒手?
《吳國楨傳》江南想法也很單純,前面的改版費是為蔣傳,沒說不能寫任何有關國府蔣家的東西,他也絕無敲詐或叫價的意識,否則他怎把吳國楨說蔣在他汽車中動手腳及欲傳子的兩段最重要的情節,先在北美報紙公佈了呢?江死十一年後,“吳傳”終由《自由時報》出版,內容對蔣經國最不利的仍就是那幾點,江南若要敲詐,剩下的還拿什麼呢?
所以,我說這不是“人權”,而是“是非”問題。如果江南不是我所說的廣義上的“中國同室”,而真是臺灣安全局事後以“國家安全”為名,所誣扣江南的那種狹義的“同室”,甚至是“同事”,或者是個“大家庭”,如黑手黨一樣,拿江南是冒犯了黑社會老大,警告了不聽,收了錢還在找麻煩,或他的行為有害同事、團體、政府,甚至國家,那他遭受制裁尚有理由。因為不如此做,更多人的生命或人權會遭到傷害,因此做“damage control”(損害控管)尚說得過去。美國政府在九一一後也批准可以對外國人採暗殺手段(對不對是另一回事)。至少保護人權而不得不如此做,但江南案卻非如此,江南案實在是不必要,錯誤又愚蠢。所以我說這是個是非問題。這點毫釐之辨,實不得不弄清。
結論是,蔣經國愚蠢,若是他下的令,不用說;若不是,他更是。正如許倬雲當年評的:“郭解殺人。”即他不知比知還可怕。蔣經國繼承了父親這個家天下,不知時代已變,發錯脾氣,下面會錯了意,殺錯了人事後還掩飾,對被害人二度精神謀殺,實在是可惡可鄙。最後,是殺了自己,江南案實是蔣家的自殺也。
今年五月,李登輝出的《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倒又旁證了一些真相。在十一月十二日蔣召見汪希苓問明事情原由後(假定他確實事前不知),他還在如此誆哄他的副總統(難怪李叛之理直氣壯)。
李登輝記載說: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四日,蔣經國(召見元老十二位),報告情報局捲入在劉宜良刺殺案件的經過,與其處理情形,除承認有情報局官員捲入槍殺江南外,並強調劉宜良“原為我大陸情報工作人員”,“此次被竹聯幫暗殺,為共匪陰謀,至為明顯”。
……“特別為這件事而召集開會議”,“大家一起開會,有什麼責任就一起分擔”。
“四月十五日,本人為本案向蔣經國報告,劉宜良案,在民間漸有不同反應,視劉宜良叛國該死等等。”
此可見蔣之欲蓋彌彰,到兩個月後,事情已掩不住了,還在賴共匪陰謀。李登輝也知如何去討蔣歡心,告知醜化江有了效果,但邏輯矛盾是,既是“共匪陰謀”,那又怎麼會“叛國該死”呢?
一葉知秋,國府的冬天就如此到來。“故國雨露,存歿兩沐”。江南還魂歸故土,蔣經國則客死異國,落得個父子都死無葬身之地。
誰是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