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魯冀：江南春盡離腸斷——追憶江南先生

崔蓉芝打來電話，說江南逝世二十周年了，叫我寫點東西，以茲紀念。放下電話，腦海裏突然湧出了那首蘇軾的詞，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湮滅。古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想當年，江南兄和我可說都是“雄姿英發”，但如今，他作古已二十載，而我也成為祖父級的人，早生華髮，我頂了一頭灰白頭髮。

老了，記憶力大不如前，但當年的事還歷歷在目。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在舊金山美生堂看一位著名歌星的演唱會，突然聽到江南被殺的消息，音樂會也不聽了，馬上趕到江南在地利市的家。記得他家裏坐滿了人，還有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的人。崔蓉芝說了一句“殺雞儆猴”。

那時我是一位記者，在新聞界頗為活躍，認識很多“總”字輩的人，也經常半夜從夢中被叫醒，有時被紐約中報總編輯陳玉璽清晨四時叫醒，我嘀咕著：“我這才四點。”玉璽在那邊說“對不起，我這裏已經七點了，那篇稿要修改一下。”我們就在電話裏討論那篇稿子，他等著發稿。

還要從頭說起，江南死後，我為查著個案子，動用了許多社會關係，挖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很多消息的來源，我至今也不能講，只能對崔蓉芝說聲抱歉了。

說起江南事件，先要說說胡娜事件，中國頭號女網球國手胡娜，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美國批准，中國為此中止中美文化交流一年。我在一九八四年寫出一篇極具分量的“胡娜事件幕後人物”，不僅發表在《九十年代》上，而且洛杉磯《論壇報》也於八月一日刊出。當時正值洛杉磯奧運會期間，《論壇報》把成捆的報紙扔在中國代表團駐地，中國代表團成員幾乎人手一份。據說領隊李夢華、榮高棠等都看了。在三藩市國際機場我去送轉機回國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時，和兩位記者談起此事，他們都有這份報紙。其中一人說：“這樣的內幕事件，居然公開發表在刊物上，真不可思議。”另一位記者說：“看來作者下了不少功夫，很多事情有根有據，但是，如果不是當事人，他怎麼知道的這樣詳細？”這位記者問得好，此事正是當事人告訴我，我又參閱了美國及臺灣的許多雜誌才寫出此文。

文章寫完後，一位朋友老魏帶我到陳鼓應家裏，由他過目，務必叫人看不出這是臺灣人寫的，而是大陸人寫的。陳看後，一字未改，僅把我的筆名改了。我寫的叫童顏子，他改成為童顏怡。正因為此文章的發表，我在新聞圈裏闖出了點名堂。每當深夜電話鈴響，重大新聞自動找上門來。

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又是這種情況，一個神秘的電話告訴我，陳啓禮殺了江南以後，在美國留下了錄音帶。我問為什麼找我？對方回答是考慮了八個小時的結果，他們認為我可以把這重大的消息及時發出去。我收到此消息後，進行了盡可能的查證，然後就直接去了總領事館。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唐樹備總領事、高有年副總領事已睡了，只有楊宗良領事接待我。他聽我敘述完整個事情，說會及時轉告，至於是否給報社發表，他說由報社領導決定。

我返家，又給香港《文彙報》社長打電話，告之有此重要稿件，他們同意刊登，但一些人名要隱去，此時已是一月七日（香港是八日）淩晨五點了。

一月八日香港《文彙報》刊出這條消息後，美聯社立即向全世界轉發。次日，三十幾個各大通訊社及媒體的電話打到我家裏，我問他們怎麼找到我這裏？他們說，《文彙報》電頭表明，“本報三藩市專訊”了，寫“本報美國專訊”好了。

我那時寫很多文章，很多評論，用了很多筆名，一次一時想不出，就用了香港《文彙報》社長李子誦先生的大名，但我把“誦”改成為“頌”。香港收到稿件，將名字改為“李頌”。而且我收到一封信，把我真當成了李子誦，我趕緊回信，聲明我不是，對方又回一信，說是誤把馮京作馬涼。

2010年5月5日前香港《文汇报》驻美国记者高鲁冀在清华“二校”门前

此消息發表後，我的安全問題成了很多人關注的焦點。FBI說我住的地方太不安全，他們說，如果發現可疑的人，絕不要給他打電話，因為他三分鐘無法趕到我家，要打九一一。而且他們願意為我提供住房，我反問他一句：“你們的房子我敢住嗎？”那位探員也笑了。他的名字叫Tim，原先是位律師，我問他，為什麼舍律師而從事FBI工作，是否因為愛國主義？他回答：more than that！唐樹備也願意為我提供安全住房，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事後高有年副總領事還特別請我在日本城吃飯，對那天晚上總領事和他未能親自接待我感動抱歉，我表示沒有什麼。Tim後來還給我寫了三封信，此信我仍保存著。

後來，有人要出賣那卷陳啓禮的錄音帶，有人感興趣把我叫了去，說他們有錢，想由我出面買。我徵詢了Tim的意見，他不同意我買，於是我拒絕了對方的要求。

在與江南交往中，我接觸了一些不同的人，例如他曾帶我去見臺灣《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出席人還有陳文雄、張富美夫婦，阮大仁等。後來我還幾次與張富美聯絡，她也蠻幫忙的。在此期間我還見過許信良、王拓。江南死後我寫的“江南風雲”在《臺灣文化》上發表，又與總編輯陳芳明有聯絡。

江南的死，導致了臺灣的開放，走向民主，但二十年後今天的現實，恐怕是很多人很難預料的。而我個人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一九八六年，許多厄運、打擊一齊壓向我。我過馬路，竟被汽車撞起來，飛了十呎遠，摔在地上。一位臺灣人說“可以斷言，這是國民黨幹的，臺灣黨外許多人出意外，都是車禍。”我倒不認為如此。

我沒有被壓垮，而是由此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神主耶穌。我不僅自己信了主，帶領全家信了主，更以六十歲高齡，到神學院苦讀兩年，今年五月畢業，獲教牧學碩士。很多人不理解，但我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江南逝世四周年時，我用了一首宋代名臣寇准的詞《江南春》來紀念他。詞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地，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真如司馬光所言，此詞是“一時膾炙”，但總覺得過於悲情。在江南兄逝世二十周年之際，選辛枼疾水調歌頭“盟鷗”四句，以為紀念。那四句是：“明月清風此夜，人生幾歡哀！東岸綠蔭少，楊柳更需栽。”

寫於二OO四年九月一日

（載台灣《傳記文學》二零零零四年十月號）

林博文：江南事件衝垮了蔣經國時代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深夜，美洲《中國時報》紐約編輯總部接到一通來自三藩市的緊急電話，告知作家江南遇刺身亡的大消息。總編輯周天瑞放下電話後，告訴我們說：“江南被殺！”我們都震駭不已。天瑞隨即和採訪主任胡鴻仁商量如何採訪這件驚天動地的大新聞，龔選舞建議訪問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陸鏗和加州《論壇報》負責人阮大方。胡鴻仁立即打電話採訪，周、龔和我以及其他同事，開始談江南其人其事其文，大家同感唏噓。第二天，美洲中時以頭版頭條的顯著地位，報導江南的死訊。

半個月後，編輯部同仁托龔老向加州《論壇報》訂購數十本江南所著的新版《蔣經國傳》，我買了兩本，一本航空寄給蔣經國的親家俞大維。那時我常航寄台灣看不到的書籍和文章給這位愛讀書的老先生，數量極多，台灣特務還為此調查俞公和我的關係。江南事件發生後，俞大維頗為震驚，他說汪希苓是個人才，不知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很為汪感到惋惜。七十年代初，我到美國留學，最快樂的是就是拼命看“禁書”，其中包括江南以“丁依”為筆名、由香港文藝書屋出版的舊版《蔣經國傳》。

十一月十一日，開報僅兩年的美洲中時關門了！停刊的原因很多，政治因素居首，台北一些黨政大員和報業巨頭，視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為眼中釘，常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蔣經國的面，指控美洲中時“不愛國”。一九八四年七月，洛杉磯奧運，中國大陸選手首次出征，表現優異，美洲中時以同為炎黃子孫的立場，大幅報導大陸隊奪牌消息，美國和台灣右翼人士，大為不滿，紛向“有關當局”告狀。同年九月，美洲中時社論批評雷根總統，又有人向當局打報告；十月中旬江南案爆發，美洲中時大做特做新聞，十一月中旬即猝然停刊。

美洲中時關門後，我再度回到中報主持編務，其時江南案新聞最熱門，我也寫了幾篇社論分析該案。最遺憾的是，我沒見過江南。一九八〇年秋天至一九八二年初，我在三藩市《遠東時報》工作，在市區住了一段時間後，即搬至三藩市附近的地利市。有幾次總編輯俞國基提議去找江南聊天，聽他“蓋”兩岸政治和月旦當代人物。每次我都因別事纏身，而未能赴會。江南和我皆住地利市，而我又心儀其人，竟緣慳一日，現在回想，悔憾極了。

沒有疑問的，江南事件改變了台灣的前途，吹響了蔣家王朝的喪鐘。江南事件以後，蔣經國變了，國民黨變了，台灣也變了。蔣經國晚年說了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促成蔣經國心有所感而說這句話的原因，就是江南事件。不論蔣經國、蔣孝武有沒有下令或暗示汪希苓刺殺江南，不管汪希苓是真的自己出主意或是堅不吐實，江南事件把蔣經國搞慘了，他的身體遭受嚴重的糖尿病所折磨，他的心思被棘手的江南事件所煎熬，他痛苦萬分，但又一籌莫展。汪希苓曾是蔣經國的愛將，他刻意拔擢汪，把汪從海軍系統調至情治系統，他對汪說：“要找到一般的好海軍將領很多，但找到好的情治人員不太容易，我考慮以後，讓你到安全局！”汪後來調至國防部情報局。

蔣經國跟隨父親到台灣後，即接手黨務和情治，對情治業務興趣尤大，五、六十年代外國媒體都指明他是台灣“情報頭子”。小蔣心機多，為人深沉，愛玩情報，也要他賞識的汪希苓獻身情報工作，結果害了汪希苓，也害了自己，更害了江南！

台灣必須依附美國的保護才能生存，這是台灣最幸運的事，也是最悲哀的事。韓戰、美援、美國協防台灣、季辛吉秘訪北京、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陸之門、美台斷交和江南事件，乃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左右台灣命運的幾件大事，這些關鍵，無一不與山姆大叔有關。江南事件發生後，蔣經國不只一次把江南事件和美台斷交，相提並論，可見其石破天驚的震撼力！

八十年代，有五種動力深遠地影響台灣的前途和命運：一為蔣經國健康急速惡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二為江南事件；三為島內黨外運動如星火燎原；四為美台斷交；五為兩岸關係萌生變化，前往大陸旅遊、和大陸做生意、老兵要返鄉等，蔚為風尚，反攻大陸招牌收起來了，“勿忘在莒”的中心思想動搖了。在這些內外因素的衝擊下，蔣經國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他是個很會玩政治的聰明人，他瞭解到他必須順應時代潮流，否則台灣將不堪設想。他過去最愛說：“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這句豪語已成煙塵舊夢，他只能躺在病榻上喘氣，哀歎時代的無情。

蔣經國從他父親手中接下了權力，他又何嘗不想把他的權力，傳給他的兒子。然而，三個不成材的兒子，使他憬然於蔣家第三代也許不是充當國家領導人的材料，但他很疼愛、甚至溺愛孩子，花心血培植他們，讓他們嘗嘗權力的滋味。權力腐化了蔣家第三代，亦腐蝕了蔣家的統治基業。江南事件和本身體能情況太差，迫使蔣經國完全放棄第三代掌權的念頭，也使他痛苦地瞭解到很多事情他已無法掌握。那是一個急遽變動的時代，江南事件加速了台灣的變動；而重病纏身的蔣經國，沒有能力阻止變動，只能識時務地順應潮流，推動改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江南事件雖使國府形象受到重大傷害，但美台實質關係並未受損。在外國暗殺左派和親共領袖，乃是中情局的家常便飯，華府只是不高興台灣特務和黑道在美國本土殺人，觸犯美國法律，雷根政府還是照樣賣武器給台灣。蔣介石時代，台灣對美外交是由宋美齡主導，今年五月我專程到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閱看宋子文檔案，看到宋美齡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寫一封英文信（蔣夫人只能寫英文信）給他的哥哥宋子文，批評國府駐美大使蔣廷黻不懂外交禮節。事緣蔣經國當年訪問華府時，蔣大使在雙橡園設宴為太子接風，國務卿魯斯克等美國政要應邀赴宴，但蔣大使未舉杯向甘迺迪致敬，亦未發言，更未請魯斯克講話（魯已準備了講稿）。宋美齡說，蔣廷黻“這種違背外交禮節的做法，實為聞所未聞。”蔣大使的失禮行徑，當然是蔣經國返台後，向她告狀的。

蔣介石死後，宋美齡仍想繼續主導對美外交，蔣經國不願放權，氣的宋美齡遠走新大陸。蔣介石的御醫熊丸在口述歷史中，提及母子為外交問題失和：“夫人便對蔣經國先生說：‘好，如果你堅持己見，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國紐約，一直都不回來。而經國先生的個性都很強，他決定的事情便一定要辦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見。”

江南事件使蔣經國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是，他讓宋美齡看笑話了，看他把美台關係弄得一塌糊塗，太沒面子，而小蔣又是極好面子的人，他不能想像宋美齡和他最討厭的孔二小姐，如何在背後批評他、訕笑他。小蔣最擔心的是，江南事件會損害美台關係，他指示在他晚年最獲寵信的郝柏村說：“安全局及情報局絕對不得在美從事情報活動。”

要來的總是要來的，會變的總是會變。對台灣而言，江南事件是人為，也是天意。蔣經國提拔汪希苓，汪希苓效忠蔣經國，兩個人一起走向敗亡之路。國民黨老是喜歡跟黑道勾肩搭臂（如蔣介石與杜月笙），國民黨特務又老是喜歡暗殺異己，特別是學者和文人（如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陳文成），他們到美國刺殺江南，害怕他會在《吳國楨傳》裏大曝小蔣的黑材料。結果蔣經國政府遭天譴，蔣經國自己也在江南殉難後不到四年就咯血而亡。

美台斷交和江南事件，都發生在蔣經國時代，前者是歷史的主流，後者是時代的暗流，也把台灣沖到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施克敏：江南或可少有遺憾了

江南、次子刘家禾、崔蓉芝1984年10月初摄于Daly City家门前

二十年前的這個月，江南在美國三藩市灣區寓所，遭謀刺去世。二十年來，歲月滄桑，國際、美國、臺灣及中國，人事全非，只有一樣未曾變易，此即江南好學、上進及好友的典範。

我所以說，江南遭“謀刺”，是因為這是有過預謀的，且遭槍擊去世。凡此謀害人命，基於政治因素，為天下民主、法治、人權立國者之大非，其中是非、責任及懲處問題，二十年來大致已釐清，不是本文研討的範圍。筆者有幸身為江南生前好友之一，傷感之餘，懷念他的，是他遺下的好典範。

江南年少隨軍隊流亡臺灣，先念政工幹校，藉故輟學，改念師大夜校。他改行細節，正詮注了他是個好學且上進的青年。

他的英文說得很好，全靠自修，且擅於寫作，曾是聯勤總司令溫哈熊上將年輕時的學生。一九六七年仰賴他自修英文及適當安排，與夫人崔蓉芝女士一家移民美國。起初定居Arlington，到了華府近郊，旋即上The American University 念東亞研究博士學位，成了林邁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的高足。由於他好學上進，就學期間，是林邁可爵士府上常客。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巧遇學林之士，馬上趨之若驚。學校的名教授都是他交往的對象。比如說，曾任臺北美國新聞處處長的Ralph Powell斯時在AU教書，也成為江南當年常交往的恩師之一。

他勤奮好學，每天六時破曉必起身，加強英文及勤於著作。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國民黨失去大陸前後的政治鬥爭、整肅文人及新聞界人士，如數家珍。對毛森在上海橫行及戴笠的特務技巧往事，可細說不遺。

江南也是個極為謙沖為懷的文人，因仰名其學術地位及家世背景，結識曾任淡江文理學院院長的居浩然。有一次在寓所接待居先生，提及胡秋原先生與李敖先生的筆戰，江南示出他得意著作一篇，高傲自持的居先生，看完他的文章，居然說他“行文不潔，中文還要像英文一樣，多加油”，弄得當場有點尷尬。事後送走居浩然先生，江南對我說，中文跟居浩然比，他還是差很多，還要多琢磨。他就是這樣一個不時謙虛自省的人。

因為他好交友並仰慕名士，府上經常是高朋滿座。當然，江南必同意我的看法，因為他生前也曾多次提及：他有個好客且善烹調的夫人崔蓉芝相得益彰，長年賓主皆歡，特別是近鄰常交遊的朋友，傅建中、續伯雄、林國強、丌冰峰、枼超然和我等人，常在吃晚飯前接到去他府上用餐的電話。也因如此，他的好學和好客個性，伴隨而來給他若干領導才能，成為一個社團領袖群倫之輩。可惜具此才能，五十出頭即因政治因素，遭致非命，令人感慨系之。

除此而外，他又有充沛的活力、樂於助人，並與人共樂，前面提及枼超然先生，他是來自香港，原是總統府資政之一枼明勳的胞弟。枼超然在大陸變色後，留居上海，後來在文革以後與夫人張美心逃到香港，江南遊港時而結識，後來移民美國，受到江南及崔蓉芝多方照拂。後在美經商有成，並成為江南的至友。可惜江南遷出華府定居灣區後便失去聯繫。

江南移民美國，主要是受到當時正聲電臺董事長夏曉華之賞識，派他到美國，江南生前不時提及夏曉華先生過去多方提掖之恩，並在夏先生訪美時，曾多方照應接待。他也是這樣一個知恩善報的人，令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提及，夏曉華先生是他一生中最感念的恩人。因有夏先生垂顧賞識，他才有幸奉派來美。他的名言之一是，夏先生派他到華府，是他此生所獲任何人的最貴重禮品。他又常說：大家給子女最珍貴的禮物，就是把他們帶到美國來，或使他們出生在美國。令人悲慟的是，這個江南眼中完美的國度，卻成為他生命的終結地。

也因為他好友、上進與活力，凡是身懷技藝及學識，江南均樂於助一臂之力，使其來美或訪美。當初臺灣學界有名的國畫藝術家、文化大學學者陳丹誠教授，就曾受江南之助，在一九六九年經他與耶魯大學聯繫，而來美訪問，並到耶魯大學獻藝。江南親自駕車從華府出發，往返需時七小時，送陳丹誠教授到耶大從事學術交流的工作。環顧過去二十年來旅美人士，再物色類似江南如此熱心、樂於助人，似已不多見矣！

若江南如今存世，當有七十三歲。他一生憧憬的美國，已成世界唯一超級強權。蘇聯已分崩離析；或許美國在世界的道德領導力，因一位總統緋聞在法庭撒謊無事、伊拉克Abu Greibb監獄虐待囚犯案，及大公司領導人連連舞弊案，使人心一時為之頓挫，但它依然是廣受人欽羨的國度。

臺灣的民主法治也許有待當前朝野共同的努力，但是以亞洲四小龍之身，晉身世界電腦業首屈一指少數國家之列，且是Freedom House評定的“完全自由”民主國家。類此國家、在亞洲只有三個。

中國人民的生活及人權仍有待持續改善。至少，中國已是世界生產力的“電廠”（Power House）之一，產品行銷世界。

嫂夫人蓉芝，已有愉快歸宿，且家禾已有極美滿婚姻，全家圓滿。

江南已安息整整二十年，在另一個世界或可少有遺憾了。

（載台灣《傳記文學》二零零四年十月號）

陸鏗：江南不死——兼論蔣經國為什麼要殺江南

崔蓉芝、陆铿

《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劉宜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美國三藩市地利市（DALY CITY）自宅車房，被台灣政府派出的竹聯幫首領陳啟禮指揮兩名殺手吳敦、董桂森殺害，三槍斃命。引起了海內外極大的震動，并形成台灣政府走向民主的一個轉淚點，摧毀了蔣經國傳位給兒子蔣孝武的計劃。為了平息內外輿情，蔣孝武外放至新加坡。蔣經國還不得不順應民主潮流，開放黨禁、報禁。

因此，可以說，江南是用他的血為台灣民主大業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可歌可泣的貢獻。從歷史角度看，江南不死。

江南一九四九年隨國府撤退到台灣，時年十八歲，曾就讀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和政工幹校，兩度做蔣經國的學生，對蔣經國有了直接印象。繼後在正聲廣播電台和《台灣日報》任職，又聽到很多蔣經國的故事。

一九六七年江南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赴美工作，並在美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就定為《蔣經國傳》，且已收集了大量的有關資料研究。後雖為生活所迫，改而從商，論文擱淺，但仍陸續撰寫蔣經國的故事，發表於港刊。蔣介石逝世後，《南北極》月刊社且集結《蔣經國傳》出版。一九八三年經江南本人增補，在美國加州《論壇報》正式刊出《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畫入微：激動起來，涕激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可以這樣說，世界上了解蔣經國的，除經國本人外，大概就要數江南了。

也許正因為江南太了解蔣經國了，故經國必欲去之而甘心。此種情況，歷史上累見不鮮，曹操之殺楊修，即一例也。

江南被殺的第二天，消息傳出，全美華人為之震動，《中國時報》美洲版採訪主任胡鴻仁找到當時正在紐約辦《新獨立評論》的我，請以老記者身份，對事件作一判斷。我未加思索地衝口而出說：“江南命案，不是仇殺，不是財殺，不是情殺，而是政治謀殺。”

翌日，《中國時報》美洲版在頭版以顯著標題刊出我和另一位接受訪問的阮大方的看法。大方就是代表《論壇報》與江南聯繫將《蔣經國傳》在該報刊出的經手人，國民黨當局為了破壞此舉，甚至動員到大方的父親、前《中央日報》社長阮毅成先生，以越洋電話勸促大方停刊蔣傳，大方覆以“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主的”。事實上，該報確是一批專業人士合組而成。基於這一勸阻事例，大方結合從白狼等處聽到的風聲，對江南被殺與蔣傳不無關聯的聯想油然而生。因此，他的看法和我相同。

《中國時報》本來就因自由派作風，在國民黨內備受攻擊。尤其有曹聖芬其人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中時》董事長余紀忠面，直指《中時》“為匪張目”。乃至陸、阮兩人關於江南命案之談話刊出，從國民黨保守分子的觀點看，自是“大逆不道”。而台灣當局在江南案發之始，即強調與政治絕對無關。故爾點出此案政治要害，就成為美洲《中國時報》被迫關門的原因之一。

附帶一提，我與崔蓉芝的結識，也就因為她看到了我的有關談話，邀請我做為在紐約舉行的紀念江南遇害座談會的主要發言人之一，而開始建立了情誼。

我根據長期記者生涯對國民黨、特別對蔣氏父子的了解，以及國民黨退到台灣後，政壇勾心鬥角、暗流湧動、白色恐怖事件層出不窮之關注與研究，認定江南被害，寫《蔣經國傳》是遠因，寫《吳國楨傳》則是近因。並判斷蔣經國之所以起意殺江南，除了對江南以他為研究對象早已不滿外，是他經不起吳國楨對他的揭露。

單拿江南一九八四年三月（死前半年）到美國喬治亞州薩瓦那訪吳國楨後寫的《吳國楨八十憶往》一文所揭露的政治內幕，就夠蔣經國招架的。

例如，吳因不滿蔣經國以特務手段干擾施政而請辭台灣省主席，蔣介石派黃伯度傳話，只要吳答應和經國合作，愿當行政院長，可當喜正院長；愿當院長兼主席，亦可，悉由他挑。而吳一概謝絕。用其告江南之語，即本“疏不間親”之理及“急流勇退”之為德也。

後來，蔣介石當面問吳，吳直陳以對：“經國兄當然我是要幫忙的。總統叫他管特務，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務，做點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我當盡心協助。”

蔣老先生的反應是面露不豫之色說：“我今天頭疼，改天再談。”

江南在其揚吳（國楨）抑蔣（經國）文中，還暴露了經國製造車禍，有意謀害吳氏夫婦經過，這也是犯大忌的。

《蔣經國傳》一波未平，《吳國楨傳》一波又起，引起經國震怒，可想而知。江南明明知道蔣在西伯利亞養成之冷酷心態，對消滅異己，絕不手軟，而他偏偏要觸逆鱗，實性格使然。而經國已居總統之位，祗要當著部下特務頭子罵上兩句，自然有人會深體上意，消滅悖逆。這也就是為什麼精明能幹的汪希苓中將終於因這一悲劇犧牲了錦繡前程，成了江南悲劇的可憐配角。

但江南沒有白白犧牲，正如江南事件委員會主席王靈智教授在紀念江南遇害十週年會上說的：“江南事件對整個台灣的政治演變肯定有重要的影響。台灣黨外利用江南事件暴露了台灣政府的腐敗，利用江南事件爭取民主空間。今天台灣演變成一個民主社會，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年前的江南事件。”

謝善元和林博文兩位學者分別在美西和美東不約而同地指出：一般人都有這樣的看法，蔣經國想要傳位給他的兒子蔣孝武，但江南事件引起的震撼力太強，“國府情治系統竟然捲入殺害海外異議分子，完全摧毀了蔣經國傳位給兒子的企圖。”國內國際的強大壓力，迫使他不得不公開宣稱，蔣家的人沒有接班的可能。台大名教授胡佛遠在十年前於紐約，即和筆者談到，江南案對台灣走向民主起了微妙的促進作用。

不可否認，江南事件對美台關係也發生重大影響。美國政府對台灣為了維持政權，而使用的各種手段，如秘密購買包括導彈在內的美國武器是支持的。但對台灣竟利用黑道到美國來暗殺一個美國公民，美國各界都感到非常憤怒。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建立在華盛頓的美國殉職新聞從業人員紀念碑，由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揭幕。紀念碑上鑴刻了包括江南在內的從一八一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百八十三年來殉職的新聞從業人員九百三十四位的名字。

江南是在這個碑上的唯一的華裔人士。

希拉蕊揭幕後獻詞說：“進入戰地的人，只有醫療人員和記者不帶武器。新聞從業人員甘冒生命危險，目的在尋求真相。記者可能敵不過暴徒或子彈，但記者報導的新聞，卻有可能擊退一支大軍，改變很多人的生命，或維護民主。”

江南以他的血，澆灌了台灣民主之花。而今形骸雖已化滅，但他維護新聞自由、促進民主的功績，卻永垂不朽。

江南不死！

一九九六、九、 一記者節、於台北南港

【編者按：陸鏗先生因年事已高，寫稿很吃力，故用這篇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寫成、但一直沒發表過的“蔣經國傳、代序”來紀念江南。】

——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柏楊：槍聲三響撼金山——江南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一九八四年，距現在二OO四年，整整二十年。就漫長的歷史腳步，二十年不過眨眼之間。時間本是無情物，過濾了千千萬萬的大事、小事。就人生短暫而言，二十年，卻是一個漫長的歲月。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回首往事，歷歷在目。江南爽朗的性格，比思想還要快的語言，以及他那高分貝的震天大笑，點點斑斑，還在眉前。可是萬種友情，不敵三聲槍響：“槍聲三響撼金山，我來灣北哭江南。陡覺渾身如潑水，頓驚亡友已入罈！”而今，槍聲已杳，而哭聲仍在。可以想像他在進入車庫，準備開門出發的時候，愕然發現槍口正對著他，當時驚訝的程度，雖然不在場，但我能夠聽到他的呐喊：

“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是不是找錯了人？”

“砰！”槍聲隨著扳機扣下，就是回答。

就在這一刹那，江南奉獻他的生命，跟他的鮮血，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了蔣中正及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經墮落為赤裸裸的權力，一個多行不義的權力。

兇手確實沒有殺錯人，而是江南為他的錯誤判斷付出代價。江南非常聰明，他認為蔣家父子跟他一樣聰明，不會愚笨到竟然派黑社會殺手，去美國刺殺一個異己的文化人。顯然地，江南到臨死都沒有發現他的對手並不是一個所謂的執政黨，只是一個黑社會的特務統治系統。特務統治手段的特徵，使他們永遠無法瞭解，殺死區區一個江南，在國際民主社會的形象上受到的傷害。過去楊虎城、聞一多遭到暗殺，處在國、共鬥爭的私家門庭之內。“陰天關起門打孩子”時代已過，現在，萬萬沒有想到殺死一個華裔美國公民，反應出兩蔣父子政權末期，特務對於自己的情緒完全失去控制之外，一個江南之死，竟會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

兩蔣父子政權的基礎是特務系統。對內，特務系統和軍法系統結合，在名噪一時的白色恐怖時代，利用死刑和監獄來剷除有獨立思考、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對外，特務系統利用黑社會，造成華人世界的驚恐和懾伏。

江南是不是第一個這種殺人滅口的被害者，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他卻是最後一個被害者，以後他們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也再沒有機會重犯了。美國強大的偵察能力，幾乎立刻查出兇手就是竹聯幫的幫主陳啓禮。而當時我聽到的傳言，美國西岸所有自由派的華人知識份子，人人自危：“誰是下一個？”“我是不是下一個？”美國國務院立刻譴責：“臺灣就是學不會。”這些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江南之死，對國民黨的瓦解，顯然地有催化作用，那就是他使每一個文化人都處於：“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往旁邊讓一步，則砍掉雙腳。”把手無寸鐵的文化人逼叛、逼反，這是蔣家政權特務系統最大的貢獻。江南地下有知，他會為老友們仍記得他而有所感動。我們，不過一個螢火蟲，而江南更做了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應該十分滿意了。

最後的歎息：做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好難！

1985年4月4日，台湾军事法庭传讯涉嫌执行杀害刘宜良任务的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图中）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