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啓明：追憶江南案的司法訴訟

江南1966年东南亚

江南風光好，哀葬傲骨人。

劉宜良筆名江南，他出生於江南，歸宿於黃山，山之巔、石之堅，埋下了一個放浪不羈，願未償、志難竟，含冤而逝的文人。

一九七一年冬，我辭卸中央社駐東非特派員的職務，從埃塞俄比亞到達華盛頓，出任《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當時應中央社華府分社的傅建中邀約，在他府上晚餐，江南亦在座。江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豪爽，言談中充滿反權威的氣質，同時也帶有文人不拘小節的形跡。

在一九七一至八四年的交往中，我對他反權威的言行與形象感受良深。我也發覺他是一個個性頗為複雜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好客的性格，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對友情的執著。他寧願借債度日，也要周濟落難友人，殊少人會有那樣慷慨的氣度。崔蓉芝與他結為夫妻，患難與共，惜未與他白頭到老。她同樣開朗好客，也經常幫助境況不濟的朋友和一些弱勢人士。這種重疊的個性，或許正是他們的緣分。他倆在華府的生活，往往是家無隔夜糧，但當晚仍是高朋滿座的熱鬧景象。

江南一九八四年被暗殺，肇因於撰寫《蔣經國傳》。他是以反權威的角度來處理這部傳記的，引來了一連串是非。說來湊巧，介紹我與江南相識的傅建中也正是告訴我江南死訊的人。當時我十分震驚，也極其哀傷。而江南辭世二十周年，回憶起來，我當時即已直覺地意識到：暗殺江南絕非蔣經國授意。同時，我也預見到台灣在對美關係上將面臨嚴峻考驗，國民黨已腐化墮落難以挽救的地步。這些預感均經以後的事態發展而證實。

當時我的這種感覺起自被駐美代表錢複指派出任駐美代表處秘書組組長處理政治事務的時候。錢複一九八三年到華府任職以來，不斷將美國期盼台灣解除戒嚴令、推動民主體制、注重人權的資訊傳達給蔣經國，蔣皆有正面回應。

我個人對蔣經國也有初淺的認識。抗戰结束後，我自青年節退伍，入大學就讀，曾於蘇州夏令營與蔣在一次座談會中交談。我體認到他一生經過很多磨難，不會計較個人的毀譽。最可惋惜的是，在他晚年身體狀況衰弱之際“識人欠明、用人不當，而造成江南之死的悲劇”。這有悲劇或許為國民黨的沉淪及台灣的政黨輪替種下了因數，至於事實是否如此，則有待歷史學家去探討、評判。

江南的死，儘管在台北有人被免官職、被判刑，然而真相迄今仍未大白，迷霧重重。在美國，則因崔蓉芝在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提出控訴，成了法律案件，我奉派擔任應訴的協調人員。

我記得在江南被暗殺不久後，我曾與崔蓉芝相見。那是一次和諧的會晤，崔蓉芝希望錢複或副代表程建人出面代表台灣政府道歉，並由台灣當局作適當賠償，為數約在一百萬美元左右，以維持她的生計。但這一要求轉報到台北後被斷然拒絕。崔提出此議乃因為她是國軍眷屬的子女，不願與國府為難，希望息事寧人，但結果未能如願。

崔不得已，終於提出法律訴訟，駐美代表處被台北指令因應此一訟案。代表處經濟顧問王蓬因與曾在卡特總統任內擔任白宮法律顧問的坎特勒（Lloyd Cutler）相識，偕同代表處法律顧問李俊與本人前往洽商。坎特勒是美國法律界的泰斗，也不失為忠厚長者，他很誠懇地對我們說：“如果我們受理此案，我的法律事務所的財源會滾滾而來，為數甚微客觀。但作為一個朋友，同時考慮到台北與華府的關係，我建議你們與控訴人庭外和解。”

這一建議報到台北後仍然被斷然拒絕，並傳來消息說：“如果接受庭外和解之議，將動搖國本。”在這一指示下，駐美代表處偕同駐三藩市辦事處全力應訴，坎特勒事務所指定名律師梅耶處理此案。在接觸之中，梅耶如同坎特勒一樣提出忠告：以和解為最佳策略。他認為暗殺一事為美國情治機關充分掌握，已成了不爭之論，我方答辯的理由惟有駐美機構享有類似外交豁免權（作者按：美台斷交後無正式外交關係，具有實質關係）的權利，美國法院無管轄權。梅耶判斷，訴訟初期我方或可立於不敗之地，惟日後發展，案件移至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諒必對我方不利，再加上新聞媒體的報導，傳播於美國及國際社會，必將有損台灣的聲譽與地位。

嗣後，我因調職離開美國，未再過問此案。台灣當局可能理解到訴訟的進程愈來愈不利，終於痛下決心，接納了庭外和解的忠言，賠償崔女士一百四十五萬美元，了結此案。

追憶江南案之餘，我深深相信：如果他活到現在，必然是一個十足的反權威者。如果江南看到台灣當前紊亂的情況，他對現任民進黨政府批判的筆鋒可能更為鋒利。事實擺在眼前：國民黨政府經歷八九十年之久，因內部分裂、爭權奪利，拱手讓出政權，輸給尚未準備就緒的民進黨。而民進黨執政不足五年，貪污腐化之風較國民黨執政時期猶過之而無不及，專橫獨斷，假民主之名而行獨裁之實。最不可原諒的惡行是在同屬中國人的各族群之間挑撥分化，作為競選中保全權勢的手段。

黃山與阿裏山遙遙相隔，江南如地下有知，應對民進黨袞袞諸公善盡忠言：權勢不可恃，國民黨乃前車之鑒。通往“天下為公”的大道，確立在民間。

（载《明报月刊》二零零四年十月号）

江南事件發展簡表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江南在加州地利市家中車房被搶手襲擊槍殺。
十月二十一日	江南追悼會舉行，三百餘名各界人士出席。
十月二十六日	江南生前友好組成江南事件委員會。
十一月十一日	美洲《中國時報》因深度報導江南案，被台灣當局強迫關閉。
十一月二十七日	俞大鈞在南加州被捕，但兩天後以罪證不足被釋放。
十一月三十日	台灣警方將陳啓明、吳敦拘捕。
十二月三日	江南遺孀崔蓉芝向聖馬刁縣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償。
一月二十三日	涉嫌江南命案的汪希苓中將和胡敏儀少將被逮捕。
四月九日	台北地方法院判處陳啓禮無期徒刑，判處吳敦無期徒刑。
四月十九日	台灣軍事法庭以公務人員假借職務的機會共同殺人罪名，判處汪希苓無期徒刑，以“幫助殺人罪”判處胡敏儀和陳虎門各兩年半徒刑。
一九八八年三月	美國加州紅木城高等法院判決董桂森二十七年徒刑。
八月二十八日	崔蓉芝與國民黨政府達成庭外和解，國民黨政府付給崔蓉芝一百四十五萬美元。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汪希苓、陳啓禮、吳敦經國民黨政府法務部長呂有文批准可假釋出獄。
五月二十七日	江南魂歸故國，安葬於安徽黃山龍裔公墓。墓碑上有吳祖光所題“山河永戀”四字。

謝善元：江南遇刺的歷史意義

二十年前，江南在美國加州地利市寓所車庫被刺身亡。這一起跨國謀殺案件不僅震驚了美國政府，更激怒了全球所有有正義感的華人。雖然最後仍未能找到謀殺案的真正主謀，然而一個堂堂政府高級官員，勾結並嗾使流氓團體成員不顧基本的國際法律，越過國界，跑到該政府在外交上依賴最深的國家領土上殘殺該國公民，卻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荒唐的國際笑話之一。國民黨最終在臺灣政治舞臺上被趕下來，謀殺江南的罪行，可能也是心裏因素之一。

然而江南的被刺身亡，還可以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加以申論。

 

江南（1966年）

                           一、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

從一八四０年起，經過約半個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才意識到，中國的積弱，除去科技落後之外，也肇因於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夏朝開創了政治最高權力的傳子局面，同時也為家天下的觀念開了路。先秦諸子雖然力挺己說，各樹風範，而孟子及管子著作中也不乏民本思想，但在政治哲學層面，畢竟未能跳脫家天下的觀念牢籠。後世躍為中華文化大宗的儒家，縱使竭盡全力為民立命，也只能向以武力統一江山的帝王樹立“視民如子”的道德規範，或假借天文地象諷諫帝王，而不敢動搖他們視黎民為囊中物的私產觀念。毫無疑問，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又在傳統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他把商鞅變法，慎到重勢，申不害講術的法家政治權利運作原則融入了統禦術，從此奠定了中國歷代帝王與他們的臣民保持遠距離的作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情況隔膜，兩不相知。

十九世紀末，研究過西方社會的中國知識份子覺得西方列強之國富民強，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們的憲政，他們認為英美法等現代國之強盛，在於全國上下能同心協力，而這又由於各國國內下情可以上達，中間阻隔較少。於是他們開始倡議中國要立憲，其中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主張君主立憲，而不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則主張建立共和國。一九一一年，主張建立共和國的人獲勝，中華民國應運而生。

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巨大事件，因為共和國的要義是主權在民，所以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都必須意識到，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過去的統治階級，從理論上講，現在已是公僕，而過去的黎民百姓，現在卻是主人了。這兩大階級的成員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轉變，共和國便只是一句空話。

所以牟宗三老師說得對，國體的變更，必須有民主政體的配合。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思想是跟時代要求合拍的，而蔣介石則必須死拖活拉才能勉強跟上時代，但結果仍留下一個大尾巴。

無論如何，屆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的三大主題是憲政，共和國及民主。中華民國的憲政，一直要拖到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制憲之後，才在紙面上落實。中國知識份子實行憲政的政治理想總算有了具體結果；但真正的共和國及民主還未出現。

                                二、落實政治理想的代價

從理論上講，世襲帝王制取消之後，最高政治權利擁有者沒有必要再為自己加上神秘的面紗來欺騙和愚弄國人。然而實際政治情況和政治理論之間畢竟存在著巨大差距。名義上的共和國，幾十年來，始終沒有逃脫世襲帝王的陰影。袁世凱固然有帝王夢，蔣介石也不遑多讓。他的一生公私事跡，無論是赴日本士官學校受訓，還是回國休掉原配，投靠青幫，參加革命，在國民黨的宣傳資料裏，永遠是一貫正確的，輝煌的，不容指責的。而他的提拔兒子經國為最高政治權力繼承人，也在舉賢不避親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推了出來——雖然世人心裏都明白，舉嚴家淦出來擔任副總統並繼任總統，只是個障眼法。

江南的被刺，各界列舉的可能原因有一大籮——他曾經是政工幹校的學生，所以“天經地義”地必須永遠忠於老主任，如果不為老主任賣命，至少不能做惹老主任生氣的事，不然，“家法”難逃；他脫不掉長年做新聞記者的習慣，任何問他話的人，他都會提供他自己的觀感，於是又有他做了某方面或多方面間諜的猜測，接著成為敵地間諜網被破獲的現成替罪羊；然而各界普遍認為致他於死命的關鍵，是他寫了《蔣經國傳》，又準備搜集資料寫《吳國楨傳》。其實讀過《蔣經國傳》的人都知道，該書內容極為平實，資料出處，各有注明，而且實在沒有貶損蔣經國。即使是他有心想寫的《吳國楨傳》，也是準備讓素材講話。

江南可能意識到，他的著作有化約政壇“神奇”人物為平常人的作用，因而最終會幫助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上的改變，從而為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及民主鋪路。但他寫作的短程目的，卻相當具體。由於他生活在新聞工作人員已充分獲得憲法保障，能享受新聞和寫作自由的美國，他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只要自己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努力耕耘，日積夜累，不難成為一個各大華文報紙都想要爭取的專欄作家。這麼做不僅能建立他自己在新聞界的獨特地位，也能為中國新聞工作同仁樹立一個榜樣。

但他忽視或小看了傳統的力量。廣大中國老百姓的主人意識，豈是幾十年就能培養出來？統治階級的公僕意識，更是難於啟發。而蔣經國周圍，就是有那麼多受帝王思想束縛的抬轎人，為了維護主子的神秘面紗，不惜做出滑天下大稽的越國殺人醜事來。

3. 政治理想雛形的出現
   
   

說到協助整個中國邁入現代憲政國家之林，梁漱溟半世紀前講過的一段話，似乎可借來參考。一九四九年，他所著的《中國文化要義》出版，其中說，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曆史，然而國的觀念非常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濃厚的家天下觀念。

這番話甚有見解。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有私天下的朝代，可是沒有淩駕在所有私團體（包括家族、同鄉會、宗親會及職業團體）之上，以所有成員的長期共同利益為目的，能夠明顯，強烈地凝聚所有成員的熱情與忠心的公團體，即國；或者說，朝代觀遮掩了國家觀。一九一二年及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成立了，但這兩個“國”，從理論上講，應該高於所有私團體，包括曾努力促使它成立的政黨。實際上，卻淪為被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挾持的擋箭牌。這是典型的“方法和手段淹沒了目的”的現象，也是中國知識份子模仿抄襲前蘇聯政治成規的必然苦果。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傳統帝王制的陰影逐漸在臺灣上空退去，中國知識份子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建立憲政、共和國及民主，終於在中國的一個孤島上有了雛形。江南可惜沒能看到這一天的來臨，但願他地下有知，知道他自己也曾為改變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的時代任務，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甚至為它送了命。他應該可以含笑九泉了。

（載《傳記文學》二零零四年十月號）

李乃義：江南這個可愛的人

江南（1966年）

天下只有一個江南，而且是這樣討人喜歡的一個江南。他交遊遍天下，廣結人緣，只因為有顆善良的心，有毫不做作的熱情和藏不住的直爽。他的敏銳是動亂中國社會下的產物，他的達觀、幽默是從小單獨面對世事磨練出來的。

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相信江南一定在天上撇著嘴生氣著笑罵：“他媽的，都什麼時代了，他們怎麼還會笨到幹這種事兒？唉，唉，唉，搞錯了……”。

江南是江蘇靖江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生在一個鄉下地主的家庭裏。他對自己的生日，還是近兩年才確切知道的。

蘇北的靖江並不安靖，很早被投入時代的熔爐，成為國共鬥爭下的縮影，老百姓在新四軍和國軍來來去去的夾縫中，小心謹慎地求生存。“政治”終究影響到一向是“天高皇帝遠”的中國鄉下裏來了，擁有幾分田地的江南父親變成了“保安團”之類的成員之一。

父親喪命深烙心中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吧，江南還是個懵然半知的十歲孩兒。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清晨，他父親一個人走出家門不遠，傳來兩響槍聲。江南這個長子沖出門口，就在凍土路上看見父親屍體，致命的也是頭上的那一槍。這個景象深深地烙在孩子的心上。他不止一次對我形容過他父親遇刺的境況和家裏的反應，並且認為是土共幹的：“唉，我爸爸那時候也幹了不少共產黨了。鄉下人，知道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還不是鬼打架！”

江南終生不習慣獨居。他嘴巴不信鬼神，不信術士，但他卻害怕獨居——父親的死，常在這時縈繞心頭。命運真是作弄人。

在闊別家鄉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零年，江南又回到兒時的鄉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最早進行土改的蘇北，他的弟妹們，無一受到“地主出身”的牽累。他的二弟順利來到美國，住了近兩年，又堅決的回去做農民去了。淳樸的中國老百姓啊，江南的童心大大發酵。他一面笑罵靖江家鄉的那些“土幹部”：“一個個都躲起來，就是不敢見我，我爸爸十之八、九，一定是這夥人幹的。其實我也看透了，兩邊殺來殺去，單純的老百姓倒霉罷了”。一面又津津樂道：“我小時候就見過粟裕，大將囉，那氣勢就不一樣！紅軍打村子過的時候看到的，沒話說的將才，他沒當到元帥，唉，就是老毛愛耍政治……”。

一九八四年這一次回國，江南終於報了“仇”了。他一回到三藩市的當天晚上，哈哈大笑的對我說：“靖江縣和鄉下的幹部們，這一次全到齊了，‘熱烈歡迎’！哈，哈，哈……好多都是我還記得的人……”。

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人

他實在是個軟心腸的好人。中國的轉變，民族和家鄉的生機，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加上西方式實事求是的訓練，使他對任何事的批評都只有好奇的求真，沒有敵意，沒有仇恨，隨時準備接受修正。

江南二弟從美國回家之後，變成了“萬元戶”。對他，這是很大的安慰，他的大弟正在辦來美手續。

父親被殺之後，祖父對江南這個“頑童”嚴加管教，大約有五、六年之久，算是為他的中文打下基礎。他是個無拘無束的“大孩子”，喜歡自由自在的聽鳥叫、看魚遊，這個嗜好，終生不渝。他其實並不是膽子很大的人，一張兇惡的臉，一只大狼狗，都很容易讓他受到驚嚇。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治掛帥”式的經濟改革開始了。金圓券，銀元券的搜刮，引致物價沸騰，接著上海進行強迫性“經濟管制”。幾百里外，靖江小富的劉家，竟也只剩出門覓食一途。母親帶著十六歲似懂非懂的江南，一路走到孤山鎮，遇到好心的鄉親告訴他們：只有鄉下還可能找到一點存糧。這個大孩子，憑著直覺，不願回到土共控制下的農村，做了他這一輩子第一個重大決定，便告別母親，帶著大弟，往南走了。前途在哪里，他並不知道。到達蘇州，饑腸轆轆，不得不虛報年齡，混進國民黨的隊伍，當兵去也。大頭兵生活混不到幾個月，江南已經受不了了。正私下約定朋友，疊好衣裳，準備逃兵的晚上，猛然聽到共軍渡江的消息，這一下，死心塌地隨著部隊，“敵進我退，敵疲我跑”幾經周折，“轉進”大上海市。自己都仍然大孩子一個，著實帶不動大弟，只好狠下心打發大弟回鄉下。接著部隊上船，江南從此孤單一人，漂泊臺灣。

不惑之年苦讀學位

事後證明，這個江南畢竟有驚人的毅力和勇敢的進取心。他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的文憑，他這一輩子的第一張也是唯一的文憑便是“亞美利堅大學文科碩士”，那時候，他已經四十歲出頭，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船上另有奇遇。江南平時喜歡看報，好奇、好政治、好人物的興趣不止大大發揮，而且斬獲匪淺。他和一位資深軍官，天南地北，談古說今，就在甲板上“煮酒論英雄”起來。這軍官深以國民黨部隊竟能募得如此人才為慶，當場委為上尉。一個芳齡十七，打石頭爆出來的上尉軍官！不能不是異數。

這個上尉，封官不過一年多吧。船到臺灣，部隊整編，江南來歷不明，人又年青，左考右查之下，降級中尉。總之，好歹是個軍官了。

從小就飽嘗顛沛流離、人情世故的孩子，必然是早熟的，在生死、家庭、生活、自立的奮鬥下，臺灣對成長中的江南，毋寧是個大教室。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七年間，有不少驚險鏡頭，當然也有不少香豔刺激。江南能夠發展出豁達明朗的個性，除了環境，只能說是天份。

他知道自己不是拿槍桿子的料，便想辦法混到空軍裏去當政工。他知道世界變了，要靠知識，便自修考進政工幹校。他不喜歡特務的那一套，便主修戲劇。他一知道不會被分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單位去，便藉故與隊長衝突，在幹校列隊舉行畢業典禮之際，自己弄成“被開除”的場面。然後連軍服也不願意再穿，成為“逃官”。在那個殺人如麻的時代，他就是這樣滿不在乎的我行我素，為了自由，他膽大包天。

“逃官”之後開創廣闊天地

一九五四年，江南運氣不錯，他碰到惜才的前軍法官宋運蘭，他碰到瞭解他的傅正（前《自由中國》編輯）。這些熱心的好朋友為他出點子，為他奔走，“逃官”變成“自首”，判“兩年半緩刑”，判“開除軍籍”。順理成章，脫下二尺半，做個好公民。他的第二個重大決定，就此賭贏。只有在事後，他才覺得涼颼颼。

“逃官”逃了一年多，古道熱腸的肖銅不但收容他，還給他一個版面——幫肖銅編副刊，好像是《大華晚報》。身份證有了著落以後，江南到“臺灣製片廠”，日子舒服了，結了婚，生了兒子。接下“正聲廣播電臺”的一個節目，有了當時人人羡慕的摩托車。一九五九年，結婚三年的江南離了婚。

恢復“自由人”狀態的江南，帶著一個兒子，沒有一張文憑，好在已經有了一點社會經驗。生活雖然不寬裕，也不太緊張。像每一個而立之年的男人一樣，在每一個例行公事式的日子中，江南自問：“這就是我所要過的日子嗎？”遍閱世態百相，他已經不信國民黨是真的想要在這彈丸之島中興，一切都像在做戲。

三十歲的江南再次面臨抉擇。他遇到美麗純真的崔蓉芝，一個剛剛從北二女考進政大的大學生，一個讓他鼓舞又讓他自慚的女孩子。她鼓勵他考大學，給他補習。他就在那般艱難的情況下，苦學自修英語，下定決心，要出國。在蓉芝的幫助下，江南終於考進師大夜校，白天在新成立的“臺灣日報”做記者。

對單身在臺的人而言，“出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保證人”就不簡單，何況江南還有“桀驁不馴”的記錄。他努力工作，憑著靈敏的新聞嗅覺，開放的學習心，很快成為臺灣日報的台柱。英語有了基礎，創造了機會，他便以申請到香港採訪做為對當局的一種試探。香港成行後，接著申請到馬尼拉、西貢，都一一成行，於是單刀直入，請求報社派他到華盛頓做特派員。

他說：“學英文，想辦法離開臺灣，這是我這一輩子做得最有耐性的一件事情”。

一九六七年，夏曉華社長批准他來美，由報社代辦手續。江南立刻想到那個始終溫柔地支持了他五年的蓉芝，要帶她一塊遠走高飛，他們結婚了。抵達華盛頓後幾個月，江南就迫不及待地將新婚夫人和兒子接到美國。

他告訴我：“成家總是一種牽掛，碰到真正對你好的人，也只有認了。”在困境裏磨出來的人，他的表達不是羅曼蒂克的細緻，甚至很有一點大男人的沙文。然而對於蓉芝，對於家，他的感情是非常明顯的。

像匹脫韁的野馬，在新大陸得其所哉。江南在華府的記者生涯，可以說得上多彩多姿。臺灣來的權貴、文人、留學生，只要不是漠不關心世事的，都同他有緣。橡樹園主的沈劍虹、周書楷是不得不敷衍他，這些官僚，就畏他的那支筆。做大官以前的宋楚瑜、溫哈熊是他家的常客。同是筆桿子出身的朋友就更多了，傅建中、施克敏、徐啓明、弁冰鋒、林國強都常掛在嘴上。一九七二年以後，他開禮品店。一九七八年，江南舉家遷三藩市，開造型陶瓷店。朋友越交越多，像滾雪球一樣，蓉芝只顧忙著燒菜。像陳治平、俞國基、陳若曦、陳鼓應、金恒煒、陳閩、阮大仁……，一切“騷人墨客”，連同大陸出來的肖乾、吳祖光、王蒙等等，都能在他那個並不豪華的“茅廬”裏，很輕鬆地高談闊論。至於過境高手，像胡金銓、柏楊、阮大方之類，無論舊識新交，都能一見如故，以至每次必會。

爽朗樂助童心未泯

江南的爽朗、博雜樂助是有名的。這種人要是朋友少了，那才奇怪。

大概是童年積太多來不及發揮的童心，江南是隨時有開不完的玩笑。他嘴饞了就上金門公園摸鴨子，嫌鴨子太老才回家的。看到漂亮小姐，他就指著身邊的單身朋友說：“小姐，他說妳太漂亮了，今天非請妳吃飯不可……”，弄得人人臉紅。經過生意太好的餐館，看見客人排隊，他就不聲不響進門吧“Closed”（店關門）牌子掛起來。有時候，人家責問他，他還有一套理由：“反正你做不完，生意分一點給別人嘛。”他的戲謔，常教人哭笑不得。這老頑童自己倒是心安理得，若無其事。

江南真正對國民黨死心，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

那時他在亞美利堅大學念國際政治，居然以學生身份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考查東南亞政治，途徑臺北，到臺北的短暫停留中，江南碰到一位在警總做事的朋友給他通風報信：“怎麼你還在這裏？”說是他在華府得罪了臺灣大使館的某官，因此他送了些對他不利的小報告回臺北。基於對國民黨政治的深刻體驗，江南聞言大驚，馬上取消所有約會，訂了次晨的航機離臺。他形容那種感覺：“直到飛機升空，心口才放下來”。從此不再回臺，連經過臺北的航機也不落。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臧否人物，江南多談“格局”、“才真”、“秉性”，對歷史過程，尤其有興趣。他自己藏不住秘密，也沒有秘密，照他看來：“秘密只不過是洩露得晚一點的事實罷了”，頗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味道。

蓉芝的一手好菜是出了名的，可是他們沒有進中國城開飯館，因為：“中國人圈子太難搞了，是非太多。”江南選上造型陶瓷那種洋生意，在漁人碼頭那種洋地方，就是圖個清靜。平均幾十塊錢一件小東西，一天成交十來件，也就過得去，多餘的時間，便是讀讀加寫寫，有朋友來，就談談談。談的興起，便乾脆打電話叫蓉芝來看店：“有要緊事，馬上來。”而“朋友”者，談得來的皆是也。幸好，蓉芝真是瞭解他。

人雖去風骨猶存

問他為什麼開店做生意？江南的答可以愧死中國幾千年來的文人：“你倒是說說看，今天可以靠文章吃飯的有多少人？恐怕就是李敖加柏楊兩個人吧。幾千年來，文人無行，就是自己站不起來，經濟上要靠人施捨。我開個小店，自己可以吃飯，筆下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這就是江南風骨。

我同他深交不過三年，然而至今猶不願接受江南已去，稍微熟一點的朋友，莫不如此啊。想起了他的大嗓門，想起了他的逍遙豁達，想起了他的消息靈通，想起了他為朋友的事團團轉啊。

  (载《中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