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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1966年） |
天下只有一個江南，而且是這樣討人喜歡的一個江南。他交遊遍天下，廣結人緣，只因為有顆善良的心，有毫不做作的熱情和藏不住的直爽。他的敏銳是動亂中國社會下的產物，他的達觀、幽默是從小單獨面對世事磨練出來的。
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相信江南一定在天上撇著嘴生氣著笑罵：“他媽的，都什麼時代了，他們怎麼還會笨到幹這種事兒？唉，唉，唉，搞錯了……”。
江南是江蘇靖江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生在一個鄉下地主的家庭裏。他對自己的生日，還是近兩年才確切知道的。
蘇北的靖江並不安靖，很早被投入時代的熔爐，成為國共鬥爭下的縮影，老百姓在新四軍和國軍來來去去的夾縫中，小心謹慎地求生存。“政治”終究影響到一向是“天高皇帝遠”的中國鄉下裏來了，擁有幾分田地的江南父親變成了“保安團”之類的成員之一。
父親喪命深烙心中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吧，江南還是個懵然半知的十歲孩兒。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清晨，他父親一個人走出家門不遠，傳來兩響槍聲。江南這個長子沖出門口，就在凍土路上看見父親屍體，致命的也是頭上的那一槍。這個景象深深地烙在孩子的心上。他不止一次對我形容過他父親遇刺的境況和家裏的反應，並且認為是土共幹的：“唉，我爸爸那時候也幹了不少共產黨了。鄉下人，知道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還不是鬼打架！”
江南終生不習慣獨居。他嘴巴不信鬼神，不信術士，但他卻害怕獨居——父親的死，常在這時縈繞心頭。命運真是作弄人。
在闊別家鄉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零年，江南又回到兒時的鄉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最早進行土改的蘇北，他的弟妹們，無一受到“地主出身”的牽累。他的二弟順利來到美國，住了近兩年，又堅決的回去做農民去了。淳樸的中國老百姓啊，江南的童心大大發酵。他一面笑罵靖江家鄉的那些“土幹部”：“一個個都躲起來，就是不敢見我，我爸爸十之八、九，一定是這夥人幹的。其實我也看透了，兩邊殺來殺去，單純的老百姓倒霉罷了”。一面又津津樂道：“我小時候就見過粟裕，大將囉，那氣勢就不一樣！紅軍打村子過的時候看到的，沒話說的將才，他沒當到元帥，唉，就是老毛愛耍政治……”。
一九八四年這一次回國，江南終於報了“仇”了。他一回到三藩市的當天晚上，哈哈大笑的對我說：“靖江縣和鄉下的幹部們，這一次全到齊了，‘熱烈歡迎’！哈，哈，哈……好多都是我還記得的人……”。
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人
他實在是個軟心腸的好人。中國的轉變，民族和家鄉的生機，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加上西方式實事求是的訓練，使他對任何事的批評都只有好奇的求真，沒有敵意，沒有仇恨，隨時準備接受修正。
江南二弟從美國回家之後，變成了“萬元戶”。對他，這是很大的安慰，他的大弟正在辦來美手續。
父親被殺之後，祖父對江南這個“頑童”嚴加管教，大約有五、六年之久，算是為他的中文打下基礎。他是個無拘無束的“大孩子”，喜歡自由自在的聽鳥叫、看魚遊，這個嗜好，終生不渝。他其實並不是膽子很大的人，一張兇惡的臉，一只大狼狗，都很容易讓他受到驚嚇。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治掛帥”式的經濟改革開始了。金圓券，銀元券的搜刮，引致物價沸騰，接著上海進行強迫性“經濟管制”。幾百里外，靖江小富的劉家，竟也只剩出門覓食一途。母親帶著十六歲似懂非懂的江南，一路走到孤山鎮，遇到好心的鄉親告訴他們：只有鄉下還可能找到一點存糧。這個大孩子，憑著直覺，不願回到土共控制下的農村，做了他這一輩子第一個重大決定，便告別母親，帶著大弟，往南走了。前途在哪里，他並不知道。到達蘇州，饑腸轆轆，不得不虛報年齡，混進國民黨的隊伍，當兵去也。大頭兵生活混不到幾個月，江南已經受不了了。正私下約定朋友，疊好衣裳，準備逃兵的晚上，猛然聽到共軍渡江的消息，這一下，死心塌地隨著部隊，“敵進我退，敵疲我跑”幾經周折，“轉進”大上海市。自己都仍然大孩子一個，著實帶不動大弟，只好狠下心打發大弟回鄉下。接著部隊上船，江南從此孤單一人，漂泊臺灣。
不惑之年苦讀學位
事後證明，這個江南畢竟有驚人的毅力和勇敢的進取心。他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的文憑，他這一輩子的第一張也是唯一的文憑便是“亞美利堅大學文科碩士”，那時候，他已經四十歲出頭，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船上另有奇遇。江南平時喜歡看報，好奇、好政治、好人物的興趣不止大大發揮，而且斬獲匪淺。他和一位資深軍官，天南地北，談古說今，就在甲板上“煮酒論英雄”起來。這軍官深以國民黨部隊竟能募得如此人才為慶，當場委為上尉。一個芳齡十七，打石頭爆出來的上尉軍官！不能不是異數。
這個上尉，封官不過一年多吧。船到臺灣，部隊整編，江南來歷不明，人又年青，左考右查之下，降級中尉。總之，好歹是個軍官了。
從小就飽嘗顛沛流離、人情世故的孩子，必然是早熟的，在生死、家庭、生活、自立的奮鬥下，臺灣對成長中的江南，毋寧是個大教室。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七年間，有不少驚險鏡頭，當然也有不少香豔刺激。江南能夠發展出豁達明朗的個性，除了環境，只能說是天份。
他知道自己不是拿槍桿子的料，便想辦法混到空軍裏去當政工。他知道世界變了，要靠知識，便自修考進政工幹校。他不喜歡特務的那一套，便主修戲劇。他一知道不會被分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單位去，便藉故與隊長衝突，在幹校列隊舉行畢業典禮之際，自己弄成“被開除”的場面。然後連軍服也不願意再穿，成為“逃官”。在那個殺人如麻的時代，他就是這樣滿不在乎的我行我素，為了自由，他膽大包天。
“逃官”之後開創廣闊天地
一九五四年，江南運氣不錯，他碰到惜才的前軍法官宋運蘭，他碰到瞭解他的傅正（前《自由中國》編輯）。這些熱心的好朋友為他出點子，為他奔走，“逃官”變成“自首”，判“兩年半緩刑”，判“開除軍籍”。順理成章，脫下二尺半，做個好公民。他的第二個重大決定，就此賭贏。只有在事後，他才覺得涼颼颼。
“逃官”逃了一年多，古道熱腸的肖銅不但收容他，還給他一個版面——幫肖銅編副刊，好像是《大華晚報》。身份證有了著落以後，江南到“臺灣製片廠”，日子舒服了，結了婚，生了兒子。接下“正聲廣播電臺”的一個節目，有了當時人人羡慕的摩托車。一九五九年，結婚三年的江南離了婚。
恢復“自由人”狀態的江南，帶著一個兒子，沒有一張文憑，好在已經有了一點社會經驗。生活雖然不寬裕，也不太緊張。像每一個而立之年的男人一樣，在每一個例行公事式的日子中，江南自問：“這就是我所要過的日子嗎？”遍閱世態百相，他已經不信國民黨是真的想要在這彈丸之島中興，一切都像在做戲。
三十歲的江南再次面臨抉擇。他遇到美麗純真的崔蓉芝，一個剛剛從北二女考進政大的大學生，一個讓他鼓舞又讓他自慚的女孩子。她鼓勵他考大學，給他補習。他就在那般艱難的情況下，苦學自修英語，下定決心，要出國。在蓉芝的幫助下，江南終於考進師大夜校，白天在新成立的“臺灣日報”做記者。
對單身在臺的人而言，“出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保證人”就不簡單，何況江南還有“桀驁不馴”的記錄。他努力工作，憑著靈敏的新聞嗅覺，開放的學習心，很快成為臺灣日報的台柱。英語有了基礎，創造了機會，他便以申請到香港採訪做為對當局的一種試探。香港成行後，接著申請到馬尼拉、西貢，都一一成行，於是單刀直入，請求報社派他到華盛頓做特派員。
他說：“學英文，想辦法離開臺灣，這是我這一輩子做得最有耐性的一件事情”。
一九六七年，夏曉華社長批准他來美，由報社代辦手續。江南立刻想到那個始終溫柔地支持了他五年的蓉芝，要帶她一塊遠走高飛，他們結婚了。抵達華盛頓後幾個月，江南就迫不及待地將新婚夫人和兒子接到美國。
他告訴我：“成家總是一種牽掛，碰到真正對你好的人，也只有認了。”在困境裏磨出來的人，他的表達不是羅曼蒂克的細緻，甚至很有一點大男人的沙文。然而對於蓉芝，對於家，他的感情是非常明顯的。
像匹脫韁的野馬，在新大陸得其所哉。江南在華府的記者生涯，可以說得上多彩多姿。臺灣來的權貴、文人、留學生，只要不是漠不關心世事的，都同他有緣。橡樹園主的沈劍虹、周書楷是不得不敷衍他，這些官僚，就畏他的那支筆。做大官以前的宋楚瑜、溫哈熊是他家的常客。同是筆桿子出身的朋友就更多了，傅建中、施克敏、徐啓明、弁冰鋒、林國強都常掛在嘴上。一九七二年以後，他開禮品店。一九七八年，江南舉家遷三藩市，開造型陶瓷店。朋友越交越多，像滾雪球一樣，蓉芝只顧忙著燒菜。像陳治平、俞國基、陳若曦、陳鼓應、金恒煒、陳閩、阮大仁……，一切“騷人墨客”，連同大陸出來的肖乾、吳祖光、王蒙等等，都能在他那個並不豪華的“茅廬”裏，很輕鬆地高談闊論。至於過境高手，像胡金銓、柏楊、阮大方之類，無論舊識新交，都能一見如故，以至每次必會。
爽朗樂助童心未泯
江南的爽朗、博雜樂助是有名的。這種人要是朋友少了，那才奇怪。
大概是童年積太多來不及發揮的童心，江南是隨時有開不完的玩笑。他嘴饞了就上金門公園摸鴨子，嫌鴨子太老才回家的。看到漂亮小姐，他就指著身邊的單身朋友說：“小姐，他說妳太漂亮了，今天非請妳吃飯不可……”，弄得人人臉紅。經過生意太好的餐館，看見客人排隊，他就不聲不響進門吧“Closed”（店關門）牌子掛起來。有時候，人家責問他，他還有一套理由：“反正你做不完，生意分一點給別人嘛。”他的戲謔，常教人哭笑不得。這老頑童自己倒是心安理得，若無其事。
江南真正對國民黨死心，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
那時他在亞美利堅大學念國際政治，居然以學生身份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考查東南亞政治，途徑臺北，到臺北的短暫停留中，江南碰到一位在警總做事的朋友給他通風報信：“怎麼你還在這裏？”說是他在華府得罪了臺灣大使館的某官，因此他送了些對他不利的小報告回臺北。基於對國民黨政治的深刻體驗，江南聞言大驚，馬上取消所有約會，訂了次晨的航機離臺。他形容那種感覺：“直到飛機升空，心口才放下來”。從此不再回臺，連經過臺北的航機也不落。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臧否人物，江南多談“格局”、“才真”、“秉性”，對歷史過程，尤其有興趣。他自己藏不住秘密，也沒有秘密，照他看來：“秘密只不過是洩露得晚一點的事實罷了”，頗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味道。
蓉芝的一手好菜是出了名的，可是他們沒有進中國城開飯館，因為：“中國人圈子太難搞了，是非太多。”江南選上造型陶瓷那種洋生意，在漁人碼頭那種洋地方，就是圖個清靜。平均幾十塊錢一件小東西，一天成交十來件，也就過得去，多餘的時間，便是讀讀加寫寫，有朋友來，就談談談。談的興起，便乾脆打電話叫蓉芝來看店：“有要緊事，馬上來。”而“朋友”者，談得來的皆是也。幸好，蓉芝真是瞭解他。
人雖去風骨猶存
問他為什麼開店做生意？江南的答可以愧死中國幾千年來的文人：“你倒是說說看，今天可以靠文章吃飯的有多少人？恐怕就是李敖加柏楊兩個人吧。幾千年來，文人無行，就是自己站不起來，經濟上要靠人施捨。我開個小店，自己可以吃飯，筆下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這就是江南風骨。
我同他深交不過三年，然而至今猶不願接受江南已去，稍微熟一點的朋友，莫不如此啊。想起了他的大嗓門，想起了他的逍遙豁達，想起了他的消息靈通，想起了他為朋友的事團團轉啊。
(载《中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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