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江南在美國加州地利市寓所車庫被刺身亡。這一起跨國謀殺案件不僅震驚了美國政府，更激怒了全球所有有正義感的華人。雖然最後仍未能找到謀殺案的真正主謀，然而一個堂堂政府高級官員，勾結並嗾使流氓團體成員不顧基本的國際法律，越過國界，跑到該政府在外交上依賴最深的國家領土上殘殺該國公民，卻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荒唐的國際笑話之一。國民黨最終在臺灣政治舞臺上被趕下來，謀殺江南的罪行，可能也是心裏因素之一。
然而江南的被刺身亡，還可以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加以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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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1966年） |
一、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
從一八四０年起，經過約半個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才意識到，中國的積弱，除去科技落後之外，也肇因於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夏朝開創了政治最高權力的傳子局面，同時也為家天下的觀念開了路。先秦諸子雖然力挺己說，各樹風範，而孟子及管子著作中也不乏民本思想，但在政治哲學層面，畢竟未能跳脫家天下的觀念牢籠。後世躍為中華文化大宗的儒家，縱使竭盡全力為民立命，也只能向以武力統一江山的帝王樹立“視民如子”的道德規範，或假借天文地象諷諫帝王，而不敢動搖他們視黎民為囊中物的私產觀念。毫無疑問，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又在傳統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他把商鞅變法，慎到重勢，申不害講術的法家政治權利運作原則融入了統禦術，從此奠定了中國歷代帝王與他們的臣民保持遠距離的作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情況隔膜，兩不相知。
十九世紀末，研究過西方社會的中國知識份子覺得西方列強之國富民強，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們的憲政，他們認為英美法等現代國之強盛，在於全國上下能同心協力，而這又由於各國國內下情可以上達，中間阻隔較少。於是他們開始倡議中國要立憲，其中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主張君主立憲，而不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則主張建立共和國。一九一一年，主張建立共和國的人獲勝，中華民國應運而生。
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巨大事件，因為共和國的要義是主權在民，所以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都必須意識到，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過去的統治階級，從理論上講，現在已是公僕，而過去的黎民百姓，現在卻是主人了。這兩大階級的成員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轉變，共和國便只是一句空話。
所以牟宗三老師說得對，國體的變更，必須有民主政體的配合。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思想是跟時代要求合拍的，而蔣介石則必須死拖活拉才能勉強跟上時代，但結果仍留下一個大尾巴。
無論如何，屆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的三大主題是憲政，共和國及民主。中華民國的憲政，一直要拖到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制憲之後，才在紙面上落實。中國知識份子實行憲政的政治理想總算有了具體結果；但真正的共和國及民主還未出現。
二、落實政治理想的代價
從理論上講，世襲帝王制取消之後，最高政治權利擁有者沒有必要再為自己加上神秘的面紗來欺騙和愚弄國人。然而實際政治情況和政治理論之間畢竟存在著巨大差距。名義上的共和國，幾十年來，始終沒有逃脫世襲帝王的陰影。袁世凱固然有帝王夢，蔣介石也不遑多讓。他的一生公私事跡，無論是赴日本士官學校受訓，還是回國休掉原配，投靠青幫，參加革命，在國民黨的宣傳資料裏，永遠是一貫正確的，輝煌的，不容指責的。而他的提拔兒子經國為最高政治權力繼承人，也在舉賢不避親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推了出來——雖然世人心裏都明白，舉嚴家淦出來擔任副總統並繼任總統，只是個障眼法。
江南的被刺，各界列舉的可能原因有一大籮——他曾經是政工幹校的學生，所以“天經地義”地必須永遠忠於老主任，如果不為老主任賣命，至少不能做惹老主任生氣的事，不然，“家法”難逃；他脫不掉長年做新聞記者的習慣，任何問他話的人，他都會提供他自己的觀感，於是又有他做了某方面或多方面間諜的猜測，接著成為敵地間諜網被破獲的現成替罪羊；然而各界普遍認為致他於死命的關鍵，是他寫了《蔣經國傳》，又準備搜集資料寫《吳國楨傳》。其實讀過《蔣經國傳》的人都知道，該書內容極為平實，資料出處，各有注明，而且實在沒有貶損蔣經國。即使是他有心想寫的《吳國楨傳》，也是準備讓素材講話。
江南可能意識到，他的著作有化約政壇“神奇”人物為平常人的作用，因而最終會幫助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上的改變，從而為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及民主鋪路。但他寫作的短程目的，卻相當具體。由於他生活在新聞工作人員已充分獲得憲法保障，能享受新聞和寫作自由的美國，他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只要自己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努力耕耘，日積夜累，不難成為一個各大華文報紙都想要爭取的專欄作家。這麼做不僅能建立他自己在新聞界的獨特地位，也能為中國新聞工作同仁樹立一個榜樣。
但他忽視或小看了傳統的力量。廣大中國老百姓的主人意識，豈是幾十年就能培養出來？統治階級的公僕意識，更是難於啟發。而蔣經國周圍，就是有那麼多受帝王思想束縛的抬轎人，為了維護主子的神秘面紗，不惜做出滑天下大稽的越國殺人醜事來。
- 政治理想雛形的出現
說到協助整個中國邁入現代憲政國家之林，梁漱溟半世紀前講過的一段話，似乎可借來參考。一九四九年，他所著的《中國文化要義》出版，其中說，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曆史，然而國的觀念非常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濃厚的家天下觀念。
這番話甚有見解。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有私天下的朝代，可是沒有淩駕在所有私團體（包括家族、同鄉會、宗親會及職業團體）之上，以所有成員的長期共同利益為目的，能夠明顯，強烈地凝聚所有成員的熱情與忠心的公團體，即國；或者說，朝代觀遮掩了國家觀。一九一二年及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成立了，但這兩個“國”，從理論上講，應該高於所有私團體，包括曾努力促使它成立的政黨。實際上，卻淪為被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挾持的擋箭牌。這是典型的“方法和手段淹沒了目的”的現象，也是中國知識份子模仿抄襲前蘇聯政治成規的必然苦果。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傳統帝王制的陰影逐漸在臺灣上空退去，中國知識份子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建立憲政、共和國及民主，終於在中國的一個孤島上有了雛形。江南可惜沒能看到這一天的來臨，但願他地下有知，知道他自己也曾為改變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的時代任務，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甚至為它送了命。他應該可以含笑九泉了。
（載《傳記文學》二零零四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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