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念不清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起八十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

當時在座，沒有人提到江南。

兩年之後，我在中文報紙上讀到她紀念江南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水落石未出」。足見江南仍是她魂縈夢牽的。江南被謀殺是沉澱在她心中無法忘懷的痛。

世襲專制緣起緣滅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芝加哥市郊的Cantigny莊園內的「第一師博物館」研究中心，獲得了美國報業鉅子，《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與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兩家人的往來通信檔案，一共九十封信，時間從1948年到1955年。此外還有美國《生活》雜誌對吳家長女（修蓉）在Cantigny莊園結婚的報導與攝影剪輯（1952-6-30）等資料，以及吳國楨與蔣介石決裂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英文聲明原稿。吳國楨同麥考米克的通信，從討論上海的時局，到如何把臺灣建成亞洲的民主堡壘，到吳家女兒赴美留學，麥考米克夫婦自願充當監護人，一直持續不斷。最後，吳國楨在美同蔣家政權公開決裂時，處在臺北國府、駐美使館和中國遊說團的重重壓力下，麥考米克夫婦是對他仗義相助的「黑馬」。

1948-1955年正是中國內戰到國民黨潰敗遷台的大轉折時期，而這個大轉折決定了臺灣往後數十年的政治命運。世襲專制在臺灣的孕育成形，吳國楨無疑是個見證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奮力抗爭，終不免敗下陣來。

以這些通信為經緯，我閱讀了一些資料，做了比對研究，完成一本書稿，《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今年四月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出版。

吳國楨：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允晨出版)

江南之死

在寫作期間，我覺得「緣起」的部分比較容易掌握，反而是「緣滅」的部分，對我來說，仍有一些疑惑，特別是作為關鍵因素的江南命案。所以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在臺北用電郵與四十年未見面的柏克萊老友李乃義聯絡。李兄是加州矽谷成功的企業家，現已退休，在矽穀和上海兩地居住。接到我的電郵時，他正好人在上海。兩天后他就從上海飛來臺北，在新生南路的紫藤盧與我見面。

李乃義是吳國楨生前在喬治亞州薩瓦娜接待的最後兩名訪客之一。1984年3月17日，李陪同江南走訪吳國楨，談了兩天，總計12小時。此後幾個月江南在朋友面前聲稱，他得到不少寶貴資料，準備寫吳國楨的傳記。江南首先整理了他對吳國楨的訪問記，在紐約出版的一本華人刊物《臺灣與世界》第12期（1984年6月號）刊出，題目是「吳國楨八十憶往」。繼而又在該刊第13期（1984年7-8月）刊出「吳國楨逝世前的一封信」。吳在信中又細述了他兩夫婦1953年所遭「汽車謀害」的經過，糾正了江南的一些報導錯誤。吳還透露他在台被扣為人質的小兒修潢，最後出國來美前，蔣經國還打算派人將他的腿打斷，使他成為殘廢，幸而黃少穀善言規勸，才打消此議。「弟與內子對此均感激少穀不盡也。」

吳國楨塑造現代台灣的關鍵人物之一，亦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圖取自維基百科)

十一朵曇花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發生後，江南好友李乃義是治喪委員會的一個主要負責人。我請他追憶當時的情況。他告訴我的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原來，命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李乃義在江南的大理市（Daly City）家中吃飯。他向我強調，他是學科學的（柏克萊核子工程系），從來不信靈異鬼神那一套。可是那天晚上，他感覺到江南似乎情緒很煩躁，沒來由的，（印堂發黑？）晚飯後聊天，近午夜時分，他家客廳的十一朵曇花忽然盛開。江南要崔蓉芝拿剪刀把曇花都剪下，煮水給李乃義喝，因為他喉嚨多痰（抽煙的緣故？）崔蓉芝捨不得剪花。江南就拿起剪刀「哢嚓、哢嚓….」，十一朵花全剪下來了。

當晚臨走前，他在洗手間洗臉，手錶留在盥洗台忘了帶走。回家想起，心想第二天到三藩市上班途中可以彎過去拿。結果第二天早上，車開在高速公路上，一晃神，竟錯過了大理市出口。

到辦公室不久，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打來了電話。唐樹備本來當天中午與江南有飯約，但突然接到江南的大理市家中來電說，江南當天將無法赴約。講電話的是一個洋人口音。唐接到訊息後，意識到江南家中可能出了狀況。他立即分別電告李乃義和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主任陳治平，希望他們抽空到江南家去看一趟。李趕到大理市，見到痛哭流涕的崔蓉芝，忙著安慰她。大理市警局刑事探員正在命案現場搜證。由於這是一起不尋常的謀殺案，既非打劫行兇，又無財物損失，女主人指出，江南不久前才出版《蔣經國傳》，這個證詞指向了政治謀殺的動機。美國聯邦調查局也迅速介入了調查。

江南案，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台灣情報局雇用的台灣黑道份子刺殺身亡。（圖取自劉宜良紀念館）

李乃義從警局探員手裡取回他的手錶。連載《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副社長阮大方也從洛杉磯趕來。李乃義自承他是左派、統派，阮大方是主張革新保台的右派。臺灣當局先前還透過阮的父親，《中央日報》前社長辦阮毅成，要其子中斷在《加州論壇報》上連載的《蔣經國傳》，受到婉拒。但在江南命案上，兩人一左一右，初次見面，竟成莫逆之交。在記者招待會上，兩人同聲指責國民黨幹下了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

FBI人員和大理市警方聯手，一個星期之內就破了案。但他們要求兩人暫時不要在記者會上透露消息，因為有些線索尚未收齊整理好。

「如果你當天早上從大理市出口轉出去，豈不是會當場撞見殺手的行動？你也可能遇害呢！」我問。

「這不無可能，但既然是政治謀殺，殺手顯然不願意把事情變得複雜。他們先前已經租了腳踏車在江南家附近勘察，如果我在他們下手之前去到，也許他們就推遲計畫的行動了。」

江南命案，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華人沒人相信當時竹聯幫殺手是主動「為國鋤奸」，也沒人相信不久前才從駐美武官調回臺北升任國防部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會自作主張，利用幫派在美國執行暗殺任務。在美搞情報的汪希苓是瞭解美國情況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謀殺一個美國公民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雖然在駐美武官任內，汪曾通過《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牽線，同江南談判，要他刪改著作。美國公民江南對汪的命令式口吻和盛氣淩人的態度，甚為反感。

陳啟禮逃回台灣後不久，11月12日台當局執行「一清專案」 掃黑行動，逮捕竹聯幫份子陳啟禮。1985年1月10日，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圖取自搜狗百科）

人們普遍的推測是，在情報局的層級之上，還有真正下令或授意之人。江南若繼續寫出《吳國楨傳》，再爆內幕，對國民黨多年在台經營的蔣經國形象，顯然更加不利。這個真正下令或授意的「藏鏡人」，也正是崔蓉芝後來質疑的「水落石未出」的關鍵所在。

關鍵的軍售問題

1984年12月中旬，掌握了充分證據的聯邦調查局向國務院報告，指出臺灣國防部情報局捲入江南命案。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Steven Solarz）宣佈要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停止對台軍售問題。三年前（1981）眾院為陳文成在台離奇死亡案舉行的聽證會上，索拉茲就提出了有關對台軍售的「修正案」（《武器出口管制法》索拉茲修正案），因為不能容忍臺灣政府違反《臺灣關係法》，侵犯人權和抵觸美國法律的行為。現在，臺灣官方人員竟派人來美國進行恐怖活動，顯然構成停止軍售的理由。

國務院要求國民黨政府將已返台的陳啟禮、吳敦引渡到美國加州受審，但台方以不符引渡條款第四條的規定為由，拒絕此一要求，但同意配合美方的偵查作業。蔣經國本來是打算拖延觀望一陣的，但美國聯調局擠牙膏，對台出示了更多的證據。而也就在這段時期，1985年1月13日，在美國的竹聯幫成員白狼中向聯調局交出了陳啟禮留下的一卷錄音帶。

情況至此急轉直下，蔣經國只得下令將涉案的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和處長陳虎門免職。同時政府公開發表聲明，承認對情治人員的涉案「非常震驚」。

從免職到實際扣押的期間，臺灣當局似乎已同汪希苓談了條件。這就是傳聞所說的，蔣經國要汪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好好想想對外面的說法」。汪多年後接受訪問時表示，在他受軍法審判被判決無期徒刑入獄之前，蔣經國曾召見他：「你知道嗎，關我以前，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我說不要考慮我，為了國家，我願擔起一切責任。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他也很難過，這你就懂了。」

然而，回到當時的場景，即使汪要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他還必須通過美國來台辦案人員的測謊器。

未通過測謊

本來，在聯調局出示了證據後，台方只得讓聯調局兩名探員和大理市警局刑事組長前來，最初是限於就「謀殺行動」的刑事部分，約談陳啟禮、吳敦，並進行測謊。但不包括情報局涉案人員。

可是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一開場就群情洶湧。加州日裔眾議員本田（Mike Honda）憤慨指控，眾議員藍托斯（Tom Lantos）強調，如果確定江南的謀殺案是臺灣當局「針對在美人士的恐嚇騷擾的一貫行為模式」，則國會就應根據「索拉茲修正案」，切斷對台的武器銷售。

迫于情勢，蔣經國只好改變態度，允許美方人員也約談情報局長汪希苓，並進行測謊。汪有沒有明白下令殺害江南？有沒有上級同意這個謀殺行動？對這兩個問題，他都否認。但在場的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人員注意到，汪在回答時明顯「局促不安」，測謊器顯示他在說謊。（陶涵，2000:432）不過，美方人員表面上不動聲色，沒有深究下去。

汪希苓是在為他背後的「藏鏡人」掩飾什麼嗎？在政府表示「震驚」，蔣經國表示「震怒」的表面宣示下，到底蔣經國事先是否知情？耐人尋味。

在美國眾議院就「軍售」問題舉行聽證會時，蔣經國就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將涉案的情報局官員免職後，對外宣告政府決不惜代價，毫不隱瞞地依法嚴辦，同時還成立了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國防部長宋長志、參謀總長郝柏村以及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組成的五人小組，來負責調查。據稱他也曾向他的親信郝柏村吐露，「劉（江南）案理不直，處理事難上加難、痛上加痛、苦上加苦。」

江南事件當時審判照。（圖取自搜狗百科）

但問題是，不管說什麼「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嚴辦」到最後，普通法院和軍事法庭的檢察官都「適可而止」，沒有人去追究汪希苓是否「奉命行事」，在汪之上，是否還有涉案的人。五人小組的調查自然也無結果。一切似乎都按劇本演出，有官職在身的情報局人員，發起「制裁」行動，竟是出自「私人動機」，也是夠荒謬的了。黨外刊物提出質疑，結果是雜誌全數被警備總部沒收。

三面間諜

在江南命案的涉案殺手和情報局官員受審之前，臺灣當局的「損害控制」機制，也開始運作。由當時總統府秘書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主導，試圖把江南案帶到一個新的方向，以轉移國際媒體的焦點。不久，合眾國際社自臺北發出消息，指稱江南其實是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的情報人員。美國《新聞週刊》與《時代週刊》也報導江南是美國聯調局線民，負有監視在美華人動態的任務。《聯合報》1985年1月25日搶先刊出江南生前寫給情報局的一封信原件影本與簽名。

繼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在1985年2月號刊登了江南寫給情報局的六封信和寫給他從前在《臺灣日報》的老長官夏曉華的一封信。這七封信據稱是夏曉華與《九十年代》編輯人員在東京約見時交付的，經總編輯李怡核對筆跡無誤。江南是《九十年代》的長期作者。此時又傳出江南是中共方面的間諜，七十年代中期他已進出大陸。

這一連串聳動的新聞立刻蓋過了當時美國東西岸集會抗議的主題---外國政府在美進行恐怖活動，以及華裔美國公民人權與人身安全的訴求。江南的《蔣經國傳》沒人提了，他打算寫的吳國楨傳也無人理會。夏曉華這個軍統老特務的及時出山，為國民黨立了大功。江南的形象從民主鬥士變成三面間諜，至少使人懷疑江南案不是一樁單純的政治謀殺案。

劉宜良寫《蔣經國傳》遭身之禍。

然而，「損害控制」的效用並沒有持續太久。去過大陸的人給美國聯調局約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會自動成為「線民」。在三藩市魚人碼頭開禮品店的商人，到大陸去尋找商機，也是合情合理的，會變成「間諜」，難道不是臺灣情報局為「制裁」而找理由嗎？收了「改版費」居然不改版，就像當年辜鴻銘收了賄選的錢拿去逛窯子卻不去投票，一樣的可惡。對情報局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給臺灣情報局的情報信「彙報」的對象，如金山灣區的張富美、陳鼓應，都公開指斥所謂「彙報」的內容皆為編造的故事。這就回到當初臺灣情報局透過夏曉華出面安排，希望江南修改《蔣經國傳》而願支付的「改版費」了。當初談妥八千美元的「改版費」之外，夏曉華為照顧老部署，還為他爭取到寫「情報信」，由情報局每月支付一千美元的津貼。接近情報系統的人後來透露，所謂情報信就是江南將他在三藩市灣區聽到的消息見聞，提供給夏曉華，轉交情報局，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機密情報。香港《信報》的吳姓評論員看了那些情報信後，哈哈大笑說，那種信他一天就能寫七八封。這是向情報局「訛詐」嗎？夏曉華已死，問他兒子夏鑄九去吧。

宋楚瑜主導的挽救蔣經國形象的努力，在宋楚瑜主導下，雖然處心積慮，到頭來，經國的形象還是碎了一地。

經國還是孝武？

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陸鏗1996年為台版《蔣經國傳》寫的序文「江南不死」，已認定江南是蔣經國下令殺害的。李敖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後掩遮。即使退一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楊青矗根據殺手吳敦返台「述職」，向汪希苓報告完成任務後，見到汪畢恭畢敬地打電話向「上級」報告的神情，因而推測下令謀殺的必定是蔣經國。後來蔣對江南案的「震怒」，可能是氣惱特務把事情辦糟了。

蔣經國對江南這個政工幹校高材生，無疑十分痛恨。以他過去呲睚必報的性格，大陸易手後，人在上海的臺灣火柴公司董事長吳性栽出資拍了一部醜化蔣介石的影片，他就把毫不相干的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抓來判死刑。但從政多年，當了總統之後，他還會像年輕時那樣衝動嗎？

以汪希苓對蔣家主子的「忠」，他畢恭畢敬的報告物件，不也可能是蔣孝武？蔣家侍從翁元曾著書指出，蔣孝武繼承了他父親「特別愛記恨」的性格。美方駐台人員收集的情報顯示，蔣孝武當時藉著他的特殊身份，到處插手管事。他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又是國安會議副秘書長，憑父威在媒體演藝圈頤指氣使，在情報系統呼風喚雨，成為畏懼與依附的物件。而竹聯幫份子插手於電影製片行業，在臺灣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1950年蔣家全家福，（後左起）蔣孝文、蔣孝章、蔣孝武、蔣方良、蔣經國、蔣孝勇。（取自維基）

由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出資，蔣經國基金會贊助，由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撰寫的《蔣經國傳》，在處理江南案上，也是循著這個理路。陶涵稱讚蔣經國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基本上，他不相信蔣經國對謀殺行動事先知情。他採信的說法是，三個竹聯幫殺手完成任務，1984年10月21返台時，接機的情報局官員陳虎門稱讚他們幹得好，「大老闆」很感謝。據陳啟禮對他的弟兄董桂森所說，「大老闆」是「蔣孝武」的代號，「小老闆」是「汪希苓」的代號。這有可能是來自聯調局的蒐證材料。1996年，某位接受陶涵訪問的「蔣經國的多年親密同志」，證實汪希苓的確在「替某人掩飾」。與陶涵談話的「幾位當時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點子出自蔣孝武。」（陶涵，2000:432）同年6月7日，陶涵訪問蔣緯國談到蔣孝武是否涉及江南案時，得到的答案為：「是的，有可能。」（陶涵，2000:440）以這本主要在誇示蔣經國功績的傳記來說，這應該是有說服力的。陶涵從接近蔣經國的一個消息來源聽到，蔣彥士1985年2月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位下臺，是因為他答應看管孝武卻沒盡到責任。陶涵用了「看管」兩字。一般人的理解是看管孩子。但蔣孝武當時已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

1985年期間，白宮的日子也不好過。雷根總統為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抗軍」的問題，（亦即把對伊朗的違憲秘密軍火交易獲得的錢用來資助企圖顛覆尼加拉瓜左翼桑定政權的「反抗軍」）受國會糾纏不斷。因此透過臺灣駐美代表錢複對台暗示，只要臺灣願意通過某個管道間接對「反抗軍」提供一百萬美元的捐助，白宮就會樂於幫臺灣解套，讓江南案在美儘快落幕。（陶涵，2000:440）蔣經國當然喜出望外，通過「世界反共聯盟」的白手套秘密送去了捐款。臺灣表面上仍和尼加拉瓜的左翼政權維持外交關係，也有官方援助計畫。此舉等於兩邊下注。

1985年6月，美中（台）經濟協進會理事長大衛·甘乃迪夫婦訪台，帶來了雷根總統的正面訊息。

蔣經國：關於劉宜良（江南）命案，你一定瞭解，這可說是想像不到的事情，我感覺非常憤怒、遺憾。這不但在國內有影響，在國外更是造成我們形象的莫大損失。我們已經努力在司法、軍法上確實做到公正、公開、確實的、不隱瞞的處理，希望能平息各方面的憤怒。

甘乃迪（與甘乃迪家族無關聯）：我知道總統你及貴國對劉宜良命案的處理，非常理想。我瞭解雷根總統已經接受你們處理的方式，因為他知道貴國是以非常公開、公平的態度在處理，儘管在美國還是有一些批評，但是再過一些時間，就會過去的。

在談話中，蔣經國表達他希望美國政府瞭解「軍售問題對我們的重要性」。（國史館005-010303-00018-011）

1963年9月11日，時任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蔣經國於越戰期間便曾拜會過美國總統甘迺迪。（時報出版提供）

然而，美國國務院顯然並不以眼前的「解套」為滿足。國會「軍售問題」的聽證，聯調局對江南案的秘密偵查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長程規劃上，都是可用的籌碼。在老病體衰的蔣經國身後，國務院不希望臺灣在憲政體制之外，再出現社會所傳聞的「蔣三世」繼承人，將來實際掌權。

從江南案審判結束後不久，蔣孝武就被「放逐」到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在時間順序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1985年8月，蔣經國在《時代》週刊記者面前宣佈他的子女不會接班。這一年12月，他又在國民大會年會上重複聲明這個立場。從美國掌握的籌碼來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蔣孝武致父家書

今年初，我到國史館去查看國防部情報局（後改名軍事情報局）當年的行動資料，全無頭緒。倒是在蔣經國檔案中讀到蔣孝武從新加坡寄回的家書。

這是一個失去了熟悉舞臺的中年人給「父母親大人」的信，「今年（1985）八月十八日是兒抵新加坡就任滿半年之日，回想半年來無論在公在私，都有許多意料之外的變化。」而這年十月是「祖父大人百齡紀念」，他「祈請大人賜知」，「兒等到時是否應返國參加。」總統府秘書室主任王家驊給他寫了回信，「謹奉指示，請於十月十八日（即農暦誕辰九月十五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國暦誕辰）任擇一日返國。」只准回去一天。

另一封信：「兒在此已一年，陌生感已消失，一切也都能適應，但是究竟不是自己的國家。」他的舞臺不在這裡。他又有所感，「今天在復興基地的同胞，都應有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的自覺。」（1987-2-11）

這大約是他老爸愛聽的話。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回了信，「總統閱後，深表愉快」，但囑咐王奉達的是「尚望益自惕」。（1987-2-17）

另一封信是祈求老爸能對他諒解：「今天雖因為外在的因素使許多事情出現複雜而難以處理的情況，但一思及大人的教導與愛護，就能再鼓起勇氣來面對一切，以冷靜的思考去分析問題，….」（1987-9-14）

還有一封信是藉著中秋團圓日，向他父親祝賀佳節。在這封長信中，他也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因閱及各項有關國內的報導而困惑萬分，兒想到原本是黨是政府為全體民眾所設想的種種良策善政，但卻又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與（予）以歪曲，而更可悲的是還有人去盲從，真可說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兒日夜省思，認為其中有兩點是最為可憂的，一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借言論自由為名而實在卻傷害了國家社會，今天與（輿）論已非公器而成為少數人的工具，一是人們在過於安樂的生活中失去了理想和理智，而只追求眼前的欲望，…」

「…除大人外，兒又能向誰傾述，祈請寬恕兒之不當。」（1987-9-28）

這樣的訴怨，似乎是要討他老爸歡心。對他老爸來說，也許是中聽的。臺灣人民的生活「從未有像今天如此富足過」，但卻「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知感恩。尤其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對「黨和政府」的「良策善政」，刻意歪曲。這種想法也是蔣家人的一貫思路。江南寫的《蔣傳》無疑也屬別有用心，傷害國家領導人的罪魁禍首了。

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奠定台灣基礎。（蔣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官網）

不過，對蔣孝武「叩呈父親大人」的這番感受，「奉示復函」的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只簡短轉告總統獲悉後「甚表慰勉」而已。回函日期是1987年10月1日。看來，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可能已經不行了。

其實，在蔣經國連任總統之前，健康情況已亮紅燈。黨外雜誌不少文章都規勸他不要連任。蔣經國和國民黨強硬派的答覆是嚴厲打壓，收繳雜誌。問題是，還有政權的「法統」問題要解決，體制不能不改革，政治權力不能不調整。當時在臺灣被視為「老賊」的萬年國代立委，還能再混下去嗎？

由改革呼聲所形成的大氣候，顯然已無法靠對「美麗島」運動的反撲，沒收黨外雜誌，殺害林義雄家屬與陳文成、以及謀殺江南等恐怖手段來壓制的了。

水落石出了嗎？應該是的。

坐在臺北長沙街的國史館檔案室內手抄蔣孝武的家書，我覺得有點荒謬的感覺。（「數位檢索系統」的資料只能在電腦螢幕上看，不能照相，不能影印。）蔣孝武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在臺北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口的龍安國民學校讀五、六年級時，班上轉來了一個小洋人，引起不小騷動。他是有兩個保鏢坐中型吉普車送他來上學的轉學插班生，是個小惡霸，已經轉了幾家學校。我們在學校後面翻牆翹課，被訓導主任抓到，必須罰跪在竹掃把上。蔣孝武下課時在後門吉普車旁，玩著保鏢的槍，所以在學校沒人敢惹他。

據說後來中學畢業後，他上了陸軍官校，老蔣總統還親筆寫信嘉勉他。不過，念了沒多久，就因不遵守校方訓練作息課程而遭退學。但他也竟能不經聯考而「插班」輔仁大學。與我同年的任顯群女兒任治平在為她老爸作的傳記《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中，對蔣孝武轉學輔大工商管理系，有這樣的描述：

開學沒多久，班上來了位新同學。新同學到校那天派頭極大，我在法學院二樓陽臺上看到有兩輛凱迪拉克大轎車開進校園來，非常搶眼。兩輛車直接開到法學院宿舍，一看竟然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他原先念陸軍官校，現在轉到輔大來，而且要念工商管理系和我同班。他由叔叔蔣緯國陪同下車，消息馬上傳開。

教官很緊張，先帶蔣孝武選宿舍，他選了之後，教官就通知原先已入住的同學搬出去，改住另外一間，所以那位同學很火大。…臺北的陳世瑜同學抱怨：「我們考得千辛萬苦才進來，為什麼他隨便就可以進來!」

蔣孝武的插班，連考都不用考，他的到來引起班上同學不快，聯名寫信抗議，…沒多久，文學院龔神父帶來情治人員到家裡來找我調查此事，因為我是班代；…

蔣孝武開始上課，我們班上的都不理他。他遲到，上課另有兩個人跟著進來，我們全班才四十個人，非常顯眼。我看那兩個年輕人不像保鏢，應該是他的玩伴之類，陪他過來念書的。蔣孝武只在我們班上待了兩個星期，就不再來了。

（任治平，2011:49-50）

蔣孝武后來的學歷上有「德國慕尼克政治學院」。他何時去的？有沒有學籍？拿到了什麼學位？這些問題大概都是經不起「深究」的。

我們只知道他後來回國後，曾在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職，不久到「劉少康辦公室」，進入國安情報系統「歷練」，1980年任中廣公司總經理，1984年為國安會議副秘書長。1986年3月被調派為駐新加坡商務副代表。1988年蔣經國死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1989年年初，將他提升為駐日代表，算是「蔣經國學校」出身的李登輝的「知恩圖報」。1991年6月，新任的李總統正式提拔蔣孝武為華視董事長，讓他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熟悉舞臺。但就在他7月1日上任前夕，在陶陶飯店與酒友的飲宴上，患有嚴重糖尿病而又煙酒不離身的蔣孝武，突然出現緊急情況，送醫急救。7月1日淩晨死於心臟衰竭。

俱往矣！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為作者新著《誰怕吳國楨》後記

——风传媒

台灣解嚴前夕——江南案與夏宅客廳的神秘訪客

Posted on 2015 年 07 月 19 日 by blarmy2008

照片很糢糊，前排中間是劉宜良(江南)，夏曉華坐在他後方，戴項鍊的是崔蓉芝，地點應是華盛頓江南家中。

引言（註一）

1984年底，芝山夏家客廳出現來自美國中情局（CIA）的神秘訪客，為了不久前發生的「江南案」(註二)專程來台拜訪夏曉華。「江南案」主角劉宜良(註三)早年受知於夏曉華(註四)，情報局得知劉宜良亟欲報恩心態，曾半推半架夏曉華赴美遊說劉宜良，不要撰寫「蔣經國傳」。待夏曉華遊說無效(註五)，情報局買凶殺人引發暄然大波，美國人直接來到芝山夏家找上夏曉華，當天坐陪的是夏禹九。

夏禹九：講「江南案」與神秘訪客之前，要講一下劉宜良這個人，和沒有見諸媒體，卻在我父親赴東京接受「九十年代」專訪扮演要角的王瞳。

先讓大家理解劉宜良這個人的個性。當年，我們要出國都很困難，如果沒有美國獎學金，要出國得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才可以拿到簽證，而且那時外匯管制，買美金可以去重陽路的銀樓買。當時官價是1:40。申請到出國許可，可以用官價結匯，不然就得到銀樓私底下買，可能會漲到1:46。而劉宜良出國的年代又比我們更早，更艱難。

劉宜良自認已是美國人 中國大陸跟台灣拿他沒有辦法

 
劉宜良當年到了華盛頓特區，在旅館開禮品店謀生。四、五年後我跟哥哥（夏鑄九）前後到了美國，我也去華盛頓特區找江南，因為他跟我爸很熟，我們小時候就認識他。我去找他，到了他家客廳，他才問夏鑄九去哪？我說夏鑄九去玩，然後就會回台灣。劉宜良對台灣非常反感，他一直叫夏鑄九不要回台灣，他聽到夏鑄九回台灣，就跳起來說「怎麼走了！」然後他就叫當時念小學的兒子出來，問兒子說：「你是什麼人」，他兒子大聲地說：「我是美國人」。劉宜良再問「美國國歌怎麼唱？」他兒子開始唱星條旗國歌。這個印象非常鮮明，劉宜良認為他已經是美國人，所以中國大陸跟台灣拿他沒有辦法。這是他的背景。

後來劉宜良到了舊金山漁人碼頭，也開了禮品店。我1979年回來。1979年是台灣最緊張的時候(註六)，我們在美國不知道。我8月回來，12月發生美麗島事件。夏鑄九一直在Berkely念書，夏林清去波士頓哈佛念書。那時我因為大嘴巴惹了麻煩（註七），進了林試所，好不容易才剛安定了一兩年。當時三兄妹只剩我跟我爸住在這裡。我爸一直想帶夏鑄九的女兒去美國看夏鑄九，但那時夏林清在念書，夏鑄九在台大當講師，薪水也不高（那時台灣教授薪水不高，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錢）。我父親跟我媽媽一直想帶夏鑄九的女兒去看他爸。

劉宜良的稿子 夏曉華一定改

 
劉宜良一直認為他當年能夠出國，是因為我父親給他一個名義，派他當台灣日報記者。那時候美國對從台灣過去的人管制很嚴。他是以報社名義派去的記者，美國才給簽證。劉宜良到了美國寫了很多信給我爸，或透過人帶話，說他現在經濟比較穩定，要出錢讓我爸過去，我爸不願意。一直到劉宜良開始寫〈蔣經國傳〉，其實他早就寫好了，作為碩士論文，那時在洛杉磯的一家報紙（阮大方辦的僑報）開始連載。當時蔣經國是「最平凡的偉人」，他以前亂七八糟的事情被江南寫出來，被認為對台灣不好。有人就請江南不要講，少寫一點。宋楚瑜那時在華盛頓DC念書，還跟江南當過同學，汪希苓（「江南案」時的情報局局長，派陳啟禮去美國）當時是駐華盛頓DC的武官，劉宜良下筆很苛刻，對汪希苓也很刻薄。劉宜良當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寄稿子來，我爸都有看過，我爸一定會改，當時亂登不是開玩笑的。

說到當時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大家不知道那個利害！登報前一晚，國民黨文工會就會打電話來，要求這個不要登，如果非要登不可，他會交代你要登到第幾版，字要多大。我高中時聽慣了這種電話，高二要準備選文理組的時候，我想讀歷史，我認識讀歷史的後來都去當新聞記者，我爸其實是個假民主的人，我常跟他開玩笑說他跟蔣經國一樣，你們盡量講話，講到真的傷到自尊心時就火大，就「我是爸爸，你是兒子」。如果我讀歷史，我爸新聞界這麼熟，我就一輩子在他陰影底下，第二，沒事國民黨就打電話管這管那，所以我決定還是不要讀，去讀理組。結果是我了讀了理組，還是喜歡亂講話，下場比夏鑄九、夏林清還倒楣。我學森林的，管樹的好像也是會倒楣的。

我們家，我哥、夏林清都是讀文科，只有我讀理科，為什麼？因為我的歷史地理比夏林清不知道好多少，我高中時歷史地理新課本發下來第一天我就當故事書念完了。

劉宜良告訴台灣說客：我只聽夏曉華的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劉宜良覺得國民黨對我爸有虧欠，因為正聲公司是情報局硬把我爸掃地出門。正聲公司是台灣最大的民營電台，宜蘭、高雄都有，先是廣播公司，後來跨足到台灣日報。正聲公司當時營運地非常好，很多有名的節目，包括張小燕都曾在正聲廣播公司的兒童節目。其他民營電台曾來找我父親，說如果電視成功的話，他們就完了，希望向政府要求民營電台要有電視台。據說是蔣經國說夏曉華太過份了，廣播、報紙，還要搞電視，那還了得？

這個房子是夏曉華離開廣播公司後，正聲廣播公司寫了單子，說這個房子留給我父親，這個房子沒有地權，後來才發現這一半還是別人的，只有這棟房子，是有使用執照的違章建築，是我媽畫的圖蓋出來的，很奇怪的房子。

劉宜良覺得國民黨虧欠夏曉華很多

 
國民黨派出說客找上劉宜良，劉宜良告訴說客說，台灣派任何人來談《蔣經國傳》他都不聽，除了夏曉華。劉宜良心裡想的是，國民黨欠了夏曉華很多，而夏曉華又不願意接受劉宜良的機票，他想要脅國民黨出機票，請夏曉華、太太、夏鑄九的女兒去美國玩一趟。有一天，情報局找我爸去，情報局副局長荊自立，年輕的時候教過夏鑄九英文。我父親從情報局回來，說情報局出機票，要我去美國。為了這件事，我還跟父親吵架，問他：你還相信國民黨嗎？你替國民黨出這種力幹什麼？我父親那時其實是想去看夏鑄九。

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一直到1984年10月夏鑄九打電話回來說劉宜良在自家車庫被人用槍打死。當時當然很緊張，蔣經國還在，誰敢亂講。有很多的說法，但講不出個名堂。我父親的曝光，是1985年1月〈九十年代〉刊登了劉宜良與我父親的七封信(註七)。

七封私人信竟出現在香港媒體〈九十年代〉

 
那七封信是劉宜良寫給我父親的私人信件，我那時有一個高中同學在香港工作，在香港買到〈九十年代〉，由於七封的最後一封信提到「鑄九」，他看到大吃一驚，馬上打電話給我們說〈九十年代〉登出來，當時我們在臺灣看不到，請他影印寄出來。七封信之所以會被登出來，其中有很多美國跟臺灣檯面下的操盤。我問我父親這七封信原稿在哪裡？我父親是很謹慎的人，說他燒掉了。不然我們可以拿出來說，私人信件怎麼能刊上〈九十年代〉？

這七封信把我爸爸的名字曝光，回過頭來講，〈九十年代〉這本雜誌在美國叫做〈七十年代〉，這本既批評臺灣又批評大陸，我們那時在美國看臺灣的消息，都是透過〈七十年代〉。我後來想想〈七十年代〉發行人李怡一定也跟美國人有關，那他跟台灣政府有什麼關係？竟然可以拿到情治單位手上劉宜良寫給我父親的七封信，然後登出來，這中間一定有很多操作。劉宜良一直認為他是美國人，美國人到全世界放火都可以，但你跑到他家裡去殺一個美國公民，美國人覺得你是太歲頭上動土。那時其實鬧得很兇，但美國政府不希望臺灣完全倒台，而美國的政治也不是完全支持國民政府，如果是蔣經國下的命令，美國人幾乎就不能支持國民黨這個政權。中間的故事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到現在可能都搞不清楚。

我父親那七封信一刊登出來，國民政府要審陳啟禮(註八)的時候，就要我父親去作證，我父親覺得很倒楣，他不願意去作證說是汪希苓派陳啟禮去的。我父親只能講他跟劉宜良的那段故事，大家就抹黑我父親是替情報局工作。我只能說我爸拿了情報局的飛機票，後患無窮。那時國安局局長是汪敬煦，汪跟蔣經國關係非常好。有一天，國安局跟我父親說有美國人要到我家來，由美國在台協會一位會講中文的帶來，當天沒有台灣的官員跟。美國這些調查人員不准臺灣任何官方人員在場，他們在客廳裡就問劉宜良過去的人際關係等，我父親在《種樹的人》裡都有寫，在〈九十年代〉刊登的受訪內容也差不多。這段訪問的內容在美國出版的《龍之火》一書中被寫出來，《新新聞》有翻譯，但已經買不到。

身份成謎的王瞳

 
我父親底下另一個非常聰明的記者是王瞳。他是非常精靈古怪的一個記者，跟女孩子關係非常好，好幾次帶明星到我家客廳跟我父親聊天。我父親到臺灣日報後，王瞳有時出現，有時不見，沒人知道他在幫誰工作，大家說他招搖撞騙。我父親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候，偶爾會出現，我父親調頭寸時，他也曾幫過，開出兩萬美金的支票讓我父親周轉，一週後還。王瞳的背景到底是什麼，問過正聲公司員工，沒人知道。

夏曉華為了「江南案」到東京接受專訪（註九）

直到有一天，王瞳從東京打電話給我父親，說想談傅朝樞（從夏曉華手中搶走台灣日報）的事，並且出機票把我父親找到東京去。我父親一到東京，王瞳說李怡就住在隔壁（哪有那麼剛好，其實是早就在那邊等），問我父親願不願意跟李怡談。我父親說「好吧」，所以在〈九十年代〉就把整個故事比較有系統地講述。

我一直覺得我父親心底下還是想替國民黨講話，不希望國民黨倒台，我父親的理論還是有點維護，不是蔣經國下的命令，而是把所有責任說到是陳啟禮他們路見不平。這大概是，江南的故事後來被編織成的版本，但到底是怎麼樣，我不知道，因為牽扯到很多人。大家不知道那時有個新導演白景瑞，他跟汪希苓、蔣孝武一起吃飯，陳啟禮也在，飯局中陳啟禮說我們來替天行道。這樣子其實是把蔣孝武稍微保護了一下。

註一：這是「你說對不對」活動第二場的文字整理，時間2014年7月4日。主持人：袁孔琪 與談人：夏禹九
註二：江南案
註三：劉宜良
註四：夏曉華辦正聲廣播電台，劉宜良經過朋友介紹，進入正聲發展。接著夏曉華創立台灣日報，劉宜良跟著一同過去。夏曉華本來猶豫要不要用他，因為劉宜良下筆很衝。劉宜良發生婚變後，想去美國，夏曉華給了江南駐美記者的名義，但沒有薪水可給。江南在美國準備撰寫《蔣經國傳》，作為其碩士論文。
註五：1970年夏曉華因台灣的媒體人身分，受美國國務院之邀去美國，順道與劉宜良見面，對於《蔣經國傳》一事勸他，劉宜良不置可否。1980年前後，《蔣經國傳》在美國刊登，國民黨震怒。國民黨透過文工會（即文化工作會，主管國家意識型態）主任委員周應龍找上夏曉華，要他管管江南，說江南聽他的話。幾天後，機票送到了夏家，夏曉華就到美國，勸了劉宜良，過程中也有信件的往返。當時國民黨情報局以為已經搞定劉宜良，但是《蔣經國傳》仍繼續刊載。
註六：1978年12月15日美國宣佈與中國大陸建交，並自1979年終止與台灣外交，軍事同盟關係。政府立即向美國提出抗議，並且發布緊急處分令，命令軍隊加強戒備，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止，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幾千名不滿美國片面斷交的群眾16日下午跑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註七：
註八：1984年10月15日劉宜良被槍殺，美國報紙質疑是國民黨政府所為，因為劉寫了《蔣經國傳》，當時的台灣媒體並沒有披露這點。次年，1985年1月，香港雜誌〈九十年代〉刊登了劉宜良寫給夏曉華的七封私人信函，信中提到了兩個字「鑄九」（夏曉華長子夏鑄九），於是事件就指向夏曉華。但是這些消息都未見諸台灣的媒體。
註九：1984年11月政府以整治治安為名，發動一清專案，大舉掃蕩幫派，逮捕竹聯幫陳啟禮，吳敦。1985年1月10日政府又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處長陳虎門。
註十：1985年7月份，〈九十年代〉刊登專訪夏曉華，專訪內容包括夏曉華與劉宜良認識的背景、夏劉兩人七封私人信函的來龍去脈。

（——芝山夏家‧化私為公

 

踩在歷史中 開一條新路

原文网址： https://hsiapublic.wordpress.com/2015/07/19/%E3%80%8C%E4%BD%A0%E8%AA%AA%E5%B0%8D%E4%B8%8D%E5%B0%8D%E3%80%8D%E7%AC%AC%E4%BA%8C%E5%A0%B4%EF%BC%9A%E5%8F%B0%E7%81%A3%E8%A7%A3%E5%9A%B4%E5%89%8D%E5%A4%95%EF%BC%8D%E6%B1%9F%E5%8D%97%E6%A1%88%E8%88%87/#more-206）

【视频】［被出賣的台灣］電影題材之一［江南案］秘辛

劉宜良筆名江南，已是美國公民，在美國，死一個人不算大事，但外國情報人員到美國來殺美國公民，這是美國政府不能容忍的。或許江南案是因素之一，迫使蔣經國總統從威權体制走向民主，蔣家不能也不會繼續當總統，民進黨被默認，開放黨禁，報禁，台灣走向民主化，我們現在可以民選市長，總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GTNlpqNlc 

徐啓明：追憶江南案的司法訴訟

江南1966年东南亚

江南風光好，哀葬傲骨人。

劉宜良筆名江南，他出生於江南，歸宿於黃山，山之巔、石之堅，埋下了一個放浪不羈，願未償、志難竟，含冤而逝的文人。

一九七一年冬，我辭卸中央社駐東非特派員的職務，從埃塞俄比亞到達華盛頓，出任《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當時應中央社華府分社的傅建中邀約，在他府上晚餐，江南亦在座。江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豪爽，言談中充滿反權威的氣質，同時也帶有文人不拘小節的形跡。

在一九七一至八四年的交往中，我對他反權威的言行與形象感受良深。我也發覺他是一個個性頗為複雜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好客的性格，最令我感動的是他對友情的執著。他寧願借債度日，也要周濟落難友人，殊少人會有那樣慷慨的氣度。崔蓉芝與他結為夫妻，患難與共，惜未與他白頭到老。她同樣開朗好客，也經常幫助境況不濟的朋友和一些弱勢人士。這種重疊的個性，或許正是他們的緣分。他倆在華府的生活，往往是家無隔夜糧，但當晚仍是高朋滿座的熱鬧景象。

江南一九八四年被暗殺，肇因於撰寫《蔣經國傳》。他是以反權威的角度來處理這部傳記的，引來了一連串是非。說來湊巧，介紹我與江南相識的傅建中也正是告訴我江南死訊的人。當時我十分震驚，也極其哀傷。而江南辭世二十周年，回憶起來，我當時即已直覺地意識到：暗殺江南絕非蔣經國授意。同時，我也預見到台灣在對美關係上將面臨嚴峻考驗，國民黨已腐化墮落難以挽救的地步。這些預感均經以後的事態發展而證實。

當時我的這種感覺起自被駐美代表錢複指派出任駐美代表處秘書組組長處理政治事務的時候。錢複一九八三年到華府任職以來，不斷將美國期盼台灣解除戒嚴令、推動民主體制、注重人權的資訊傳達給蔣經國，蔣皆有正面回應。

我個人對蔣經國也有初淺的認識。抗戰结束後，我自青年節退伍，入大學就讀，曾於蘇州夏令營與蔣在一次座談會中交談。我體認到他一生經過很多磨難，不會計較個人的毀譽。最可惋惜的是，在他晚年身體狀況衰弱之際“識人欠明、用人不當，而造成江南之死的悲劇”。這有悲劇或許為國民黨的沉淪及台灣的政黨輪替種下了因數，至於事實是否如此，則有待歷史學家去探討、評判。

江南的死，儘管在台北有人被免官職、被判刑，然而真相迄今仍未大白，迷霧重重。在美國，則因崔蓉芝在加州聯邦地方法院提出控訴，成了法律案件，我奉派擔任應訴的協調人員。

我記得在江南被暗殺不久後，我曾與崔蓉芝相見。那是一次和諧的會晤，崔蓉芝希望錢複或副代表程建人出面代表台灣政府道歉，並由台灣當局作適當賠償，為數約在一百萬美元左右，以維持她的生計。但這一要求轉報到台北後被斷然拒絕。崔提出此議乃因為她是國軍眷屬的子女，不願與國府為難，希望息事寧人，但結果未能如願。

崔不得已，終於提出法律訴訟，駐美代表處被台北指令因應此一訟案。代表處經濟顧問王蓬因與曾在卡特總統任內擔任白宮法律顧問的坎特勒（Lloyd Cutler）相識，偕同代表處法律顧問李俊與本人前往洽商。坎特勒是美國法律界的泰斗，也不失為忠厚長者，他很誠懇地對我們說：“如果我們受理此案，我的法律事務所的財源會滾滾而來，為數甚微客觀。但作為一個朋友，同時考慮到台北與華府的關係，我建議你們與控訴人庭外和解。”

這一建議報到台北後仍然被斷然拒絕，並傳來消息說：“如果接受庭外和解之議，將動搖國本。”在這一指示下，駐美代表處偕同駐三藩市辦事處全力應訴，坎特勒事務所指定名律師梅耶處理此案。在接觸之中，梅耶如同坎特勒一樣提出忠告：以和解為最佳策略。他認為暗殺一事為美國情治機關充分掌握，已成了不爭之論，我方答辯的理由惟有駐美機構享有類似外交豁免權（作者按：美台斷交後無正式外交關係，具有實質關係）的權利，美國法院無管轄權。梅耶判斷，訴訟初期我方或可立於不敗之地，惟日後發展，案件移至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諒必對我方不利，再加上新聞媒體的報導，傳播於美國及國際社會，必將有損台灣的聲譽與地位。

嗣後，我因調職離開美國，未再過問此案。台灣當局可能理解到訴訟的進程愈來愈不利，終於痛下決心，接納了庭外和解的忠言，賠償崔女士一百四十五萬美元，了結此案。

追憶江南案之餘，我深深相信：如果他活到現在，必然是一個十足的反權威者。如果江南看到台灣當前紊亂的情況，他對現任民進黨政府批判的筆鋒可能更為鋒利。事實擺在眼前：國民黨政府經歷八九十年之久，因內部分裂、爭權奪利，拱手讓出政權，輸給尚未準備就緒的民進黨。而民進黨執政不足五年，貪污腐化之風較國民黨執政時期猶過之而無不及，專橫獨斷，假民主之名而行獨裁之實。最不可原諒的惡行是在同屬中國人的各族群之間挑撥分化，作為競選中保全權勢的手段。

黃山與阿裏山遙遙相隔，江南如地下有知，應對民進黨袞袞諸公善盡忠言：權勢不可恃，國民黨乃前車之鑒。通往“天下為公”的大道，確立在民間。

（载《明报月刊》二零零四年十月号）

江南事件發展簡表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江南在加州地利市家中車房被搶手襲擊槍殺。
十月二十一日	江南追悼會舉行，三百餘名各界人士出席。
十月二十六日	江南生前友好組成江南事件委員會。
十一月十一日	美洲《中國時報》因深度報導江南案，被台灣當局強迫關閉。
十一月二十七日	俞大鈞在南加州被捕，但兩天後以罪證不足被釋放。
十一月三十日	台灣警方將陳啓明、吳敦拘捕。
十二月三日	江南遺孀崔蓉芝向聖馬刁縣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償。
一月二十三日	涉嫌江南命案的汪希苓中將和胡敏儀少將被逮捕。
四月九日	台北地方法院判處陳啓禮無期徒刑，判處吳敦無期徒刑。
四月十九日	台灣軍事法庭以公務人員假借職務的機會共同殺人罪名，判處汪希苓無期徒刑，以“幫助殺人罪”判處胡敏儀和陳虎門各兩年半徒刑。
一九八八年三月	美國加州紅木城高等法院判決董桂森二十七年徒刑。
八月二十八日	崔蓉芝與國民黨政府達成庭外和解，國民黨政府付給崔蓉芝一百四十五萬美元。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汪希苓、陳啓禮、吳敦經國民黨政府法務部長呂有文批准可假釋出獄。
五月二十七日	江南魂歸故國，安葬於安徽黃山龍裔公墓。墓碑上有吳祖光所題“山河永戀”四字。

謝善元：江南遇刺的歷史意義

二十年前，江南在美國加州地利市寓所車庫被刺身亡。這一起跨國謀殺案件不僅震驚了美國政府，更激怒了全球所有有正義感的華人。雖然最後仍未能找到謀殺案的真正主謀，然而一個堂堂政府高級官員，勾結並嗾使流氓團體成員不顧基本的國際法律，越過國界，跑到該政府在外交上依賴最深的國家領土上殘殺該國公民，卻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荒唐的國際笑話之一。國民黨最終在臺灣政治舞臺上被趕下來，謀殺江南的罪行，可能也是心裏因素之一。

然而江南的被刺身亡，還可以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加以申論。

 

江南（1966年）

                           一、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

從一八四０年起，經過約半個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才意識到，中國的積弱，除去科技落後之外，也肇因於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夏朝開創了政治最高權力的傳子局面，同時也為家天下的觀念開了路。先秦諸子雖然力挺己說，各樹風範，而孟子及管子著作中也不乏民本思想，但在政治哲學層面，畢竟未能跳脫家天下的觀念牢籠。後世躍為中華文化大宗的儒家，縱使竭盡全力為民立命，也只能向以武力統一江山的帝王樹立“視民如子”的道德規範，或假借天文地象諷諫帝王，而不敢動搖他們視黎民為囊中物的私產觀念。毫無疑問，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又在傳統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他把商鞅變法，慎到重勢，申不害講術的法家政治權利運作原則融入了統禦術，從此奠定了中國歷代帝王與他們的臣民保持遠距離的作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情況隔膜，兩不相知。

十九世紀末，研究過西方社會的中國知識份子覺得西方列強之國富民強，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們的憲政，他們認為英美法等現代國之強盛，在於全國上下能同心協力，而這又由於各國國內下情可以上達，中間阻隔較少。於是他們開始倡議中國要立憲，其中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主張君主立憲，而不贊成維持帝王制的人，則主張建立共和國。一九一一年，主張建立共和國的人獲勝，中華民國應運而生。

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巨大事件，因為共和國的要義是主權在民，所以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都必須意識到，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關係已經倒轉過來。過去的統治階級，從理論上講，現在已是公僕，而過去的黎民百姓，現在卻是主人了。這兩大階級的成員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轉變，共和國便只是一句空話。

所以牟宗三老師說得對，國體的變更，必須有民主政體的配合。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思想是跟時代要求合拍的，而蔣介石則必須死拖活拉才能勉強跟上時代，但結果仍留下一個大尾巴。

無論如何，屆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的三大主題是憲政，共和國及民主。中華民國的憲政，一直要拖到一九四七年國民大會制憲之後，才在紙面上落實。中國知識份子實行憲政的政治理想總算有了具體結果；但真正的共和國及民主還未出現。

                                二、落實政治理想的代價

從理論上講，世襲帝王制取消之後，最高政治權利擁有者沒有必要再為自己加上神秘的面紗來欺騙和愚弄國人。然而實際政治情況和政治理論之間畢竟存在著巨大差距。名義上的共和國，幾十年來，始終沒有逃脫世襲帝王的陰影。袁世凱固然有帝王夢，蔣介石也不遑多讓。他的一生公私事跡，無論是赴日本士官學校受訓，還是回國休掉原配，投靠青幫，參加革命，在國民黨的宣傳資料裏，永遠是一貫正確的，輝煌的，不容指責的。而他的提拔兒子經國為最高政治權力繼承人，也在舉賢不避親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推了出來——雖然世人心裏都明白，舉嚴家淦出來擔任副總統並繼任總統，只是個障眼法。

江南的被刺，各界列舉的可能原因有一大籮——他曾經是政工幹校的學生，所以“天經地義”地必須永遠忠於老主任，如果不為老主任賣命，至少不能做惹老主任生氣的事，不然，“家法”難逃；他脫不掉長年做新聞記者的習慣，任何問他話的人，他都會提供他自己的觀感，於是又有他做了某方面或多方面間諜的猜測，接著成為敵地間諜網被破獲的現成替罪羊；然而各界普遍認為致他於死命的關鍵，是他寫了《蔣經國傳》，又準備搜集資料寫《吳國楨傳》。其實讀過《蔣經國傳》的人都知道，該書內容極為平實，資料出處，各有注明，而且實在沒有貶損蔣經國。即使是他有心想寫的《吳國楨傳》，也是準備讓素材講話。

江南可能意識到，他的著作有化約政壇“神奇”人物為平常人的作用，因而最終會幫助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上的改變，從而為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及民主鋪路。但他寫作的短程目的，卻相當具體。由於他生活在新聞工作人員已充分獲得憲法保障，能享受新聞和寫作自由的美國，他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只要自己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努力耕耘，日積夜累，不難成為一個各大華文報紙都想要爭取的專欄作家。這麼做不僅能建立他自己在新聞界的獨特地位，也能為中國新聞工作同仁樹立一個榜樣。

但他忽視或小看了傳統的力量。廣大中國老百姓的主人意識，豈是幾十年就能培養出來？統治階級的公僕意識，更是難於啟發。而蔣經國周圍，就是有那麼多受帝王思想束縛的抬轎人，為了維護主子的神秘面紗，不惜做出滑天下大稽的越國殺人醜事來。

3. 政治理想雛形的出現
   
   

說到協助整個中國邁入現代憲政國家之林，梁漱溟半世紀前講過的一段話，似乎可借來參考。一九四九年，他所著的《中國文化要義》出版，其中說，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曆史，然而國的觀念非常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濃厚的家天下觀念。

這番話甚有見解。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有私天下的朝代，可是沒有淩駕在所有私團體（包括家族、同鄉會、宗親會及職業團體）之上，以所有成員的長期共同利益為目的，能夠明顯，強烈地凝聚所有成員的熱情與忠心的公團體，即國；或者說，朝代觀遮掩了國家觀。一九一二年及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成立了，但這兩個“國”，從理論上講，應該高於所有私團體，包括曾努力促使它成立的政黨。實際上，卻淪為被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挾持的擋箭牌。這是典型的“方法和手段淹沒了目的”的現象，也是中國知識份子模仿抄襲前蘇聯政治成規的必然苦果。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傳統帝王制的陰影逐漸在臺灣上空退去，中國知識份子百年來的政治理想，建立憲政、共和國及民主，終於在中國的一個孤島上有了雛形。江南可惜沒能看到這一天的來臨，但願他地下有知，知道他自己也曾為改變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意識的時代任務，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甚至為它送了命。他應該可以含笑九泉了。

（載《傳記文學》二零零四年十月號）

李乃義：江南這個可愛的人

江南（1966年）

天下只有一個江南，而且是這樣討人喜歡的一個江南。他交遊遍天下，廣結人緣，只因為有顆善良的心，有毫不做作的熱情和藏不住的直爽。他的敏銳是動亂中國社會下的產物，他的達觀、幽默是從小單獨面對世事磨練出來的。

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相信江南一定在天上撇著嘴生氣著笑罵：“他媽的，都什麼時代了，他們怎麼還會笨到幹這種事兒？唉，唉，唉，搞錯了……”。

江南是江蘇靖江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生在一個鄉下地主的家庭裏。他對自己的生日，還是近兩年才確切知道的。

蘇北的靖江並不安靖，很早被投入時代的熔爐，成為國共鬥爭下的縮影，老百姓在新四軍和國軍來來去去的夾縫中，小心謹慎地求生存。“政治”終究影響到一向是“天高皇帝遠”的中國鄉下裏來了，擁有幾分田地的江南父親變成了“保安團”之類的成員之一。

父親喪命深烙心中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吧，江南還是個懵然半知的十歲孩兒。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清晨，他父親一個人走出家門不遠，傳來兩響槍聲。江南這個長子沖出門口，就在凍土路上看見父親屍體，致命的也是頭上的那一槍。這個景象深深地烙在孩子的心上。他不止一次對我形容過他父親遇刺的境況和家裏的反應，並且認為是土共幹的：“唉，我爸爸那時候也幹了不少共產黨了。鄉下人，知道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還不是鬼打架！”

江南終生不習慣獨居。他嘴巴不信鬼神，不信術士，但他卻害怕獨居——父親的死，常在這時縈繞心頭。命運真是作弄人。

在闊別家鄉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零年，江南又回到兒時的鄉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最早進行土改的蘇北，他的弟妹們，無一受到“地主出身”的牽累。他的二弟順利來到美國，住了近兩年，又堅決的回去做農民去了。淳樸的中國老百姓啊，江南的童心大大發酵。他一面笑罵靖江家鄉的那些“土幹部”：“一個個都躲起來，就是不敢見我，我爸爸十之八、九，一定是這夥人幹的。其實我也看透了，兩邊殺來殺去，單純的老百姓倒霉罷了”。一面又津津樂道：“我小時候就見過粟裕，大將囉，那氣勢就不一樣！紅軍打村子過的時候看到的，沒話說的將才，他沒當到元帥，唉，就是老毛愛耍政治……”。

一九八四年這一次回國，江南終於報了“仇”了。他一回到三藩市的當天晚上，哈哈大笑的對我說：“靖江縣和鄉下的幹部們，這一次全到齊了，‘熱烈歡迎’！哈，哈，哈……好多都是我還記得的人……”。

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人

他實在是個軟心腸的好人。中國的轉變，民族和家鄉的生機，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加上西方式實事求是的訓練，使他對任何事的批評都只有好奇的求真，沒有敵意，沒有仇恨，隨時準備接受修正。

江南二弟從美國回家之後，變成了“萬元戶”。對他，這是很大的安慰，他的大弟正在辦來美手續。

父親被殺之後，祖父對江南這個“頑童”嚴加管教，大約有五、六年之久，算是為他的中文打下基礎。他是個無拘無束的“大孩子”，喜歡自由自在的聽鳥叫、看魚遊，這個嗜好，終生不渝。他其實並不是膽子很大的人，一張兇惡的臉，一只大狼狗，都很容易讓他受到驚嚇。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治掛帥”式的經濟改革開始了。金圓券，銀元券的搜刮，引致物價沸騰，接著上海進行強迫性“經濟管制”。幾百里外，靖江小富的劉家，竟也只剩出門覓食一途。母親帶著十六歲似懂非懂的江南，一路走到孤山鎮，遇到好心的鄉親告訴他們：只有鄉下還可能找到一點存糧。這個大孩子，憑著直覺，不願回到土共控制下的農村，做了他這一輩子第一個重大決定，便告別母親，帶著大弟，往南走了。前途在哪里，他並不知道。到達蘇州，饑腸轆轆，不得不虛報年齡，混進國民黨的隊伍，當兵去也。大頭兵生活混不到幾個月，江南已經受不了了。正私下約定朋友，疊好衣裳，準備逃兵的晚上，猛然聽到共軍渡江的消息，這一下，死心塌地隨著部隊，“敵進我退，敵疲我跑”幾經周折，“轉進”大上海市。自己都仍然大孩子一個，著實帶不動大弟，只好狠下心打發大弟回鄉下。接著部隊上船，江南從此孤單一人，漂泊臺灣。

不惑之年苦讀學位

事後證明，這個江南畢竟有驚人的毅力和勇敢的進取心。他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的文憑，他這一輩子的第一張也是唯一的文憑便是“亞美利堅大學文科碩士”，那時候，他已經四十歲出頭，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船上另有奇遇。江南平時喜歡看報，好奇、好政治、好人物的興趣不止大大發揮，而且斬獲匪淺。他和一位資深軍官，天南地北，談古說今，就在甲板上“煮酒論英雄”起來。這軍官深以國民黨部隊竟能募得如此人才為慶，當場委為上尉。一個芳齡十七，打石頭爆出來的上尉軍官！不能不是異數。

這個上尉，封官不過一年多吧。船到臺灣，部隊整編，江南來歷不明，人又年青，左考右查之下，降級中尉。總之，好歹是個軍官了。

從小就飽嘗顛沛流離、人情世故的孩子，必然是早熟的，在生死、家庭、生活、自立的奮鬥下，臺灣對成長中的江南，毋寧是個大教室。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七年間，有不少驚險鏡頭，當然也有不少香豔刺激。江南能夠發展出豁達明朗的個性，除了環境，只能說是天份。

他知道自己不是拿槍桿子的料，便想辦法混到空軍裏去當政工。他知道世界變了，要靠知識，便自修考進政工幹校。他不喜歡特務的那一套，便主修戲劇。他一知道不會被分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單位去，便藉故與隊長衝突，在幹校列隊舉行畢業典禮之際，自己弄成“被開除”的場面。然後連軍服也不願意再穿，成為“逃官”。在那個殺人如麻的時代，他就是這樣滿不在乎的我行我素，為了自由，他膽大包天。

“逃官”之後開創廣闊天地

一九五四年，江南運氣不錯，他碰到惜才的前軍法官宋運蘭，他碰到瞭解他的傅正（前《自由中國》編輯）。這些熱心的好朋友為他出點子，為他奔走，“逃官”變成“自首”，判“兩年半緩刑”，判“開除軍籍”。順理成章，脫下二尺半，做個好公民。他的第二個重大決定，就此賭贏。只有在事後，他才覺得涼颼颼。

“逃官”逃了一年多，古道熱腸的肖銅不但收容他，還給他一個版面——幫肖銅編副刊，好像是《大華晚報》。身份證有了著落以後，江南到“臺灣製片廠”，日子舒服了，結了婚，生了兒子。接下“正聲廣播電臺”的一個節目，有了當時人人羡慕的摩托車。一九五九年，結婚三年的江南離了婚。

恢復“自由人”狀態的江南，帶著一個兒子，沒有一張文憑，好在已經有了一點社會經驗。生活雖然不寬裕，也不太緊張。像每一個而立之年的男人一樣，在每一個例行公事式的日子中，江南自問：“這就是我所要過的日子嗎？”遍閱世態百相，他已經不信國民黨是真的想要在這彈丸之島中興，一切都像在做戲。

三十歲的江南再次面臨抉擇。他遇到美麗純真的崔蓉芝，一個剛剛從北二女考進政大的大學生，一個讓他鼓舞又讓他自慚的女孩子。她鼓勵他考大學，給他補習。他就在那般艱難的情況下，苦學自修英語，下定決心，要出國。在蓉芝的幫助下，江南終於考進師大夜校，白天在新成立的“臺灣日報”做記者。

對單身在臺的人而言，“出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保證人”就不簡單，何況江南還有“桀驁不馴”的記錄。他努力工作，憑著靈敏的新聞嗅覺，開放的學習心，很快成為臺灣日報的台柱。英語有了基礎，創造了機會，他便以申請到香港採訪做為對當局的一種試探。香港成行後，接著申請到馬尼拉、西貢，都一一成行，於是單刀直入，請求報社派他到華盛頓做特派員。

他說：“學英文，想辦法離開臺灣，這是我這一輩子做得最有耐性的一件事情”。

一九六七年，夏曉華社長批准他來美，由報社代辦手續。江南立刻想到那個始終溫柔地支持了他五年的蓉芝，要帶她一塊遠走高飛，他們結婚了。抵達華盛頓後幾個月，江南就迫不及待地將新婚夫人和兒子接到美國。

他告訴我：“成家總是一種牽掛，碰到真正對你好的人，也只有認了。”在困境裏磨出來的人，他的表達不是羅曼蒂克的細緻，甚至很有一點大男人的沙文。然而對於蓉芝，對於家，他的感情是非常明顯的。

像匹脫韁的野馬，在新大陸得其所哉。江南在華府的記者生涯，可以說得上多彩多姿。臺灣來的權貴、文人、留學生，只要不是漠不關心世事的，都同他有緣。橡樹園主的沈劍虹、周書楷是不得不敷衍他，這些官僚，就畏他的那支筆。做大官以前的宋楚瑜、溫哈熊是他家的常客。同是筆桿子出身的朋友就更多了，傅建中、施克敏、徐啓明、弁冰鋒、林國強都常掛在嘴上。一九七二年以後，他開禮品店。一九七八年，江南舉家遷三藩市，開造型陶瓷店。朋友越交越多，像滾雪球一樣，蓉芝只顧忙著燒菜。像陳治平、俞國基、陳若曦、陳鼓應、金恒煒、陳閩、阮大仁……，一切“騷人墨客”，連同大陸出來的肖乾、吳祖光、王蒙等等，都能在他那個並不豪華的“茅廬”裏，很輕鬆地高談闊論。至於過境高手，像胡金銓、柏楊、阮大方之類，無論舊識新交，都能一見如故，以至每次必會。

爽朗樂助童心未泯

江南的爽朗、博雜樂助是有名的。這種人要是朋友少了，那才奇怪。

大概是童年積太多來不及發揮的童心，江南是隨時有開不完的玩笑。他嘴饞了就上金門公園摸鴨子，嫌鴨子太老才回家的。看到漂亮小姐，他就指著身邊的單身朋友說：“小姐，他說妳太漂亮了，今天非請妳吃飯不可……”，弄得人人臉紅。經過生意太好的餐館，看見客人排隊，他就不聲不響進門吧“Closed”（店關門）牌子掛起來。有時候，人家責問他，他還有一套理由：“反正你做不完，生意分一點給別人嘛。”他的戲謔，常教人哭笑不得。這老頑童自己倒是心安理得，若無其事。

江南真正對國民黨死心，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

那時他在亞美利堅大學念國際政治，居然以學生身份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考查東南亞政治，途徑臺北，到臺北的短暫停留中，江南碰到一位在警總做事的朋友給他通風報信：“怎麼你還在這裏？”說是他在華府得罪了臺灣大使館的某官，因此他送了些對他不利的小報告回臺北。基於對國民黨政治的深刻體驗，江南聞言大驚，馬上取消所有約會，訂了次晨的航機離臺。他形容那種感覺：“直到飛機升空，心口才放下來”。從此不再回臺，連經過臺北的航機也不落。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臧否人物，江南多談“格局”、“才真”、“秉性”，對歷史過程，尤其有興趣。他自己藏不住秘密，也沒有秘密，照他看來：“秘密只不過是洩露得晚一點的事實罷了”，頗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味道。

蓉芝的一手好菜是出了名的，可是他們沒有進中國城開飯館，因為：“中國人圈子太難搞了，是非太多。”江南選上造型陶瓷那種洋生意，在漁人碼頭那種洋地方，就是圖個清靜。平均幾十塊錢一件小東西，一天成交十來件，也就過得去，多餘的時間，便是讀讀加寫寫，有朋友來，就談談談。談的興起，便乾脆打電話叫蓉芝來看店：“有要緊事，馬上來。”而“朋友”者，談得來的皆是也。幸好，蓉芝真是瞭解他。

人雖去風骨猶存

問他為什麼開店做生意？江南的答可以愧死中國幾千年來的文人：“你倒是說說看，今天可以靠文章吃飯的有多少人？恐怕就是李敖加柏楊兩個人吧。幾千年來，文人無行，就是自己站不起來，經濟上要靠人施捨。我開個小店，自己可以吃飯，筆下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這就是江南風骨。

我同他深交不過三年，然而至今猶不願接受江南已去，稍微熟一點的朋友，莫不如此啊。想起了他的大嗓門，想起了他的逍遙豁達，想起了他的消息靈通，想起了他為朋友的事團團轉啊。

  (载《中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