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由卡舒奇想到江南命案:历史的惊人相似 (Dr. Daniel P. Yu)

 域外法律 前天

    近日,沙特政府派特工去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谋杀其本国公民卡舒奇,并将其大卸八块运送回国,引起国际社会大哗和愤怒。原因不仅是卡舒奇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还在于其本人也出身显赫,并直接涉及了美国、沙特和土耳其之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相当崎岖,故事情节极具戏剧性,手段之残忍更是挑战了人类理性的极限。在国际社会重压下,沙特政府于日前扭扭捏捏地承认了卡舒奇被戕杀的事实,但将矛头指向情治部门,宣布羁押18名嫌疑人,至于对呼之欲出的幕后策划人王储萨勒曼则讳莫如深,国际舆论对此依然愤愤不平。卡舒奇案件的后续有待观察,但是笔者因此想起另外一件类似的案件,这就是发生在34年前的江南命案。

江南命案的经过:

    1984年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从其在旧金山郊区的戴利市家中开车到自己开的礼品店上班时被人枪击,总共三枪,眉心、胸部、腹部中枪,枪枪致命。其妻崔蓉芝女士闻声从楼上赶下来,见到刘宜良已经倒在血泊中,凶手逃逸无踪。

(图为刘宜良

    美国警察随即开始调查此案,联邦调查局也第一时间介入。很快,谋杀事件的细节就浮出水面:刘宜良记者出身,曾经为台湾日报记者,文笔犀利,经常针砭时弊,尤其是移居美国后,更是大胆抨击台湾政治人物,于1984年出版了时任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传记,详细描述和评价了蒋的一生,其中很多负面内容为台湾当局所诟病。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宜良可说与卡舒奇有得一比:同是对母国的当政者持严厉批评态度。经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此案为台湾第一大帮会竹联帮头面人物陈启礼及其同伙吴敦、董桂森所为。三人犯案后很快逃离了美国,分别自第三国碾转回到台湾。

    美国各界对刘宜良先生惨遭谋害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惩治元凶。旅居美国的华人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和“江南事件委员会”,并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迫使美国国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呼吁行政当局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当局公布凶案的真相。在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台湾政府被迫逮捕了陈启礼和吴敦,并开始调查事实真相。根据此后陆续公布的资料显示此事为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主事,通过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龄招募了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所为。
(图为陈启礼)

    事件发生后,陈启礼一度感到自己有被灭口的风险,于是就将如何接受台湾情治部门指令赴美刺杀刘宜良的经过做成文件,并通过不同途径散发出去,由身在美国的竹联帮成员张安乐透露给美国政府及媒体。至此,台湾当局再也无法隐瞒真相,只能在国际压力下开庭审理案件的背后主谋,最终,军情局长汪希苓、陈启礼、吴敦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位军情涉案者也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另一被告董桂森后先后逃亡菲律宾、泰国,和巴西,后来被美国政府从巴西引渡回来审理,也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至终身监禁,1991年死于美国狱中。

江南命案的政治后果:
    
    江南命案是一起专制政府派凶手域外消灭政治敌人的典型案例。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南命案最终却引发了台湾政治的大地震,导致台湾专制制度的和平落幕。据传,江南命案发生前,蒋经国颇为属意蒋孝武,希望他能够接班成为蒋家第三代领导人。但是,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蒋孝武幕后策划江南命案的事实浮出水面,给蒋经国的政治安排以致命的打击。从公布的历史资料来看,蒋经国对江南命案似并不知情。他在事后与当时的军事强人郝伯村的对话中,痛心疾首这个事件给台湾的国际声誉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以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障,现在台湾政府居然派人在美国领土上暗杀其政治敌人,将台美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互信关系断送于一旦,为了对美国有所交代,蒋经国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断然措施。

    (图为蒋孝武)

    首先,开展清扫黑帮的“一清专案。”1984年11月12日,在全台湾一夜之间逮捕了数千名黑帮成员。据后来任警政署长的侯友宜先生亲口讲述,为了保证扫黑行动的机密,当时参与逮捕黑帮的台湾警务人员被留置在警备总署的大楼里,直到逮捕行动开始。侯先生时任台北警察局刑侦队长,也被迫似囚徒一般呆在警总大楼听候命令。

    其次,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蒋家不会也没有安排政治后代接班,这也意外地给李登辉等本省籍的政治人物接管国民党提供了条件。蒋孝武本人旋即被委以台湾驻新加坡经贸处负责人而远离政治,给蒋家退出政治舞台画上了句号。

(图为蒋经国)

    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蒋经国觉得如果国民党再不进行民主改革,不仅国民党执政将化为泡影,甚至连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将在国际社会彻底边缘化。作为曾经叱咤中华民国政治达四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蒋经国主动开启了党外人士结社自由,这才使得民进党有机会很快就进入台湾政治主流,以致十多年后执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件貌似普通的政治刺杀案最后却主导了一个政治实体的命运,将台湾从蒋家王朝四十余年的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

江南命案对卡舒奇案件的启发

    江南命案和卡舒奇命案有着高度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桩超越主权的政治谋杀牵动了两国的政治布局。在江南命案中,蒋孝武隐然是蒋经国的准接班人,为了维护其父亲的政治声誉,不惜委派台湾黑帮越洋杀人;而卡舒奇命案,沙特王储是沙特的法定继承人,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声誉或是个人私愤,竟然派遣一个暗杀团队大张旗鼓地进入土耳其领土进行政治谋杀(虽然严格意义上说,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属于沙特的领土)。其结果,两个谋杀均被国际社会逮个正着,两个政府都遭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比较两个政府的初始反应也有相当的雷同之处。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发生第一时间企图嫁祸中国大陆政府,声称江南是为中共所暗杀,不仅理由牵强附会,拙劣的作秀也贻笑大方,更是引起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极度反感。相较之下,沙特对卡舒奇死于领事馆这一事实则是直认不讳,但是对于死亡的原因以及经过却大加掩饰,先是声称卡舒奇是斗殴死亡(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和十多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斗殴?),后来又称审讯过程不慎导致死亡。幸亏土耳其政府有铁证可以证明卡舒奇是被及其残忍地谋杀且活体分尸,其中细节令人发指。可见两个专制政府都缺乏常识,低估国际社会的智商。

    两个政府在公布真相时均以情治部门为代罪羔羊。台湾政府最后以该事件为台湾军情局长为最后责任人而宣告结束;沙特最新动作则是撤销5名情报部门高级主管,逮捕18个嫌疑犯。

    两个政府都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持。1984年的台湾在国际关系以及自身安全上几乎是吸附在美国这个老大哥身上,任何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均是无法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蒋经国如此重视此案,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政治前途,也要严惩杀人凶手。而今天的沙特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里,沙特要依赖美国的政治军事奥援,最近沙特2000多亿美元的军购就是明证,为了拉拢特朗普的美国,沙特还承诺数千亿的商业采购,可见美国的压力对其是有极大效应的。一旦失去美国的支持,沙特安全和国际地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随着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逐渐增大,沙特政府所承诺的彻底公布事实真相的时日无多。如果发生在三十四年前的江南命案给沙特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专制政府不可能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沙特派遣职业杀手越境戕杀政治敌人的做法不可能蒙混过关,为此它要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至于这个代价是王储放弃王位的继承、退出政治?还是沙特就此开始政治改革,给沙特人民一个建设民主、自由、现代化国家的机会?国际社会还得拭目以待。

——微信公众号  域外法律

江南案:蔣氏政權指使黑幫殺人,壓制言論反成七傷拳

香楠/調查員 

 

1984年10月15日,在美國舊金山德里市(Daly City)一處民宅車庫,傳出了三聲槍響,屋主倒在地上,一槍命中鼻樑,兩槍打中腹部,三槍斃命於當場。

沒有人看到開槍者逃逸,甚至不知有誰聽到了槍響。直到死者妻子下樓來到車庫,看見倒在地上的丈夫,鼻樑上帶著一點血,以為發生意外,丈夫意外觸柱跌倒,才慌慌張張地求救。

然而,當獲報前來的警官告訴她,她的丈夫是死於槍殺時,她情緒激動地舉起一本書,指著封面的人像說:

「就是這個人殺死我丈夫的!」

 

究竟死者是何人?遠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先生又是怎麼謀殺這位美國公民呢?更重要的是,殺人動機是甚麼呢?

 

黑幫「洗白」

時間回到三個月前的7月中旬,以《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知名的導演白景瑞在台北民生社區的新居舉行宴會,席中邀請了他在義大利學電影時的好友汪希苓、與他合作的製片帥嶽峰帥嶽峰的朋友陳啟禮,以及當時被視為「太子」的蔣孝武等人。

事實上,白導演的這位朋友汪希苓,正是當時的情報局長,而帥嶽峰與陳啟禮分別是臺灣兩大幫派中的竹聯幫總巡查與幫主。由於該年年初政府起了掃蕩流氓之心,然而陳啟禮手下幫眾又涉及多起殺人、傷害、勒贖案件,因此希望能與政府重要人士交好,以求得生存空間。便由白景瑞導演出面,邀約蔣緯國、汪希苓、空軍總部參謀長林文禮與國安局長汪敬煦等人,表達報效國家的意願。

汪希苓見其可用,於是安排兩人入住陽明山松竹山莊參與四天半的情治人員講習,教授他們關於密碼、跟蹤、照相與射擊的訓練,預備要派他們出任務。

於是這兩位幫派分子就成為了正式編制的情治人員。

在當時,情報局長汪希苓對於遠在美國,曾寫作《蔣經國傳》,指出許多蔣家與國民政府秘辛,筆名江南的劉宜良感到頭痛。並聽聞其將要動筆寫下敢於公然與蔣經國爭執,並對國民黨多加批評的吳國楨的傳記,預期又將掀起一波政府領導人的公關危機。

這位作家究竟是何來歷,竟能引得政府高層如此煩心呢?

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是美國公民

 

小蔣的眼中釘

劉宜良生於江蘇,在戰後隨著國民黨軍隊到臺灣,就讀軍校,退役後相繼於「正聲廣播公司」與「台灣日報」擔任記者,累積許多成績而獲得曾任軍統局特務的媒體大亨夏曉華賞識,向新聞局提出申請讓他赴美深造獲准。

1967年,當劉宜良以「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的名義赴美,無薪跑新聞的同時,也努力申請於美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就讀,最後更取得了美國公民的資格。

在1970年蔣經國訪美時,以記者身分再次見到自己過去就讀政戰學校時,在講台上訓話的蔣經國,而在採訪結束不久,又發生了數位台獨人士刺殺蔣經國未遂的事件。這些衝突與靈感,使得他決心以蔣經國為博士班時的研究主題,並且於1972年開始於香港的刊物《南北極》上,進行《蔣經國傳》內容連載。

在1984年正式出版《蔣經國傳》時,由於內容敏感,蔣經國曾派人勸阻,劉宜良接受上司兼恩人夏曉華的意見,拿了改版的費用,讓人誤以為是可以控制的寫手。誰都沒有想到,在此之後,他竟將寫作計畫轉向了另一個危險話題──《吳國楨傳》的籌備與資料收集。

敢於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吳國楨

 

批不得的國家

陳啟禮與帥嶽峰的第一個「鋤奸任務」,便是前往刺殺這位「不忠於國家」的記者兼作家。

赴美之後,帥嶽峰因事折返臺灣,陳啟禮便另尋當時的竹聯幫總護法吳敦與忠堂堂主董桂森加入,三人於10月10日藉由情報局提供的照片與地址找到劉宜良,跟蹤他的出入,並計畫由吳敦、董桂森埋伏在劉宜良家中車庫。

15日早晨9點20分,劉宜良用過早餐,準備開車前往舊金山漁人碼頭開設的禮品店,隨即遭到戴著假髮、假鬍子的兩人攻擊。董桂森首先發難,以左輪手槍開了第一槍,而吳敦在他倒地之後,又於腹部補上兩槍。兩人乘著單車火速逃離現場,並於中途車,脫掉偽裝,換了衣服,在陳啟禮的接應之下返回台灣。

事件發生過後,由於董桂森露餡,而被美方懷疑,進而鎖定他們為犯罪嫌疑人。不過,三人此時已順利回到臺灣,甚至以為「忠黨愛國」的自己會受到英雄鏟奸除惡般的待遇。

根據後來成為影視大亨的吳敦所言,在事件之初:「我們已經因為讀書不好好讀,去混了太保,沒有辦法報效國家,現在突然有了機會說可以替國家做事……任何一個有點血性的人都會想去做。」可以想像事成之後,縱使海內外譁然,他們卻是慷慨激昂、躊躇滿志的。

但他們壓根兒也沒想到,即使在遵從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的命令,執行了有如投名狀的暗殺,還會被針對檢肅流氓條例、組織犯罪條例而發起的掃黑「一清專案」給逮捕。

11月12日,江南案事發不到一個月,陳啟禮與吳敦發現自己被強勢警力逮捕,竹聯幫近八成勢力都被掃蕩,他們才想到自己可能被犧牲了。陳啟禮冷靜地對著當時負責任務的侯友宜說:「你們把事情捅大了,怎麼可以抓我呢。」

 

陳啟禮

 

拋不掉的打手

牽涉到江南案的「白狼」張安樂,如今仍在台灣社會相當活躍

確實,早在三人自舊金山返回洛杉磯時,已與身在當地的「白狼」張安樂接觸,並交付了錄音自白作為受雇於情報局的證據。陳啟禮當時的想法是,倘若他發生了不測被誣陷或滅口,便以此錄音帶保護其餘兩人,期望國府有所忌憚。

而在他們兩人被逮捕,董桂森潛逃之後,陳啟禮便供認不諱,表示自己直接聽命於汪希苓,經過情報訓練,化名鄭泰成,以基6217情報編號730063的身分,前往刺殺筆名江南的劉宜良。

當一夥人發現,國民黨政府並不打算大事化小、以顏面作為交換釋放陳啟禮與吳敦時,張安樂隨即在美發表多場演說,對媒體聲明江南案實屬中華民國政府高層與國防部情報局所策劃,陳啟禮等人只是執行,並將手上的錄音帶機交付美國情治單位。

美國方面自然對此十分震怒,作為國外情報機構,竟然囂張到利用幫派分子,公然於美國本土上刺殺美國公民,於是再通過對臺情治單位監聽的電話錄音,找到陳啟禮撥打回臺的電話內容,證實確實是中華民國的情治人員謀劃此案。

由於輿論與美方的壓力,1985年1月10日,當局終於逮捕了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並於三日後於中央社報導承認確有情報局官員涉入「江南」命案。

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本來被視為蔣氏政權之「太子」,卻栽在江南案上頭

 

由於張安樂當時稱蔣孝武也參與這項政治暗殺,使得蔣經國不得將次子外放日本和新加坡,令其逐漸淡出中央政府決策的核心,也在面對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的立場。

這起「江南案」不但使得台美關係交惡,使得在台灣執政數十年的蔣氏政權無法再傳給子輩,更可能是臺灣後來能夠推動解嚴走向民主化的關鍵之一。於1985年4月宣判,陳啟禮與吳敦被判處無期徒刑;十天之後,軍事法庭也將情報局長汪希苓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副局長胡儀敏與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則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陳啟禮和吳敦受審照

 

江南案成歷史關鍵

此案造成的影響重大,不免令外界對劉宜良感到好奇。歷經兩次減刑獲得假釋出獄的吳敦曾經說過,「江南」劉宜良乃美中台三方間諜,經過臺灣吸收訓練,然而又與中共方面接觸頻繁,但對兩方都給與假情報,實際效忠於美國聯邦調查局。認為這才是江南案真正令美方嚴詞譴責的真正原因。

這正是江南案受審期間,由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主導的風向。意圖讓民間對於特務暗殺一事引導至對於匪諜的同仇敵愾。

隨著這些流言提出的證據,是劉宜良曾進出中國,並與情報局或美國聯邦調查局往來書信。然而觀其內容,實無任何機密;透過夏曉華所傳遞的美西見聞稿件,也毫無任何情資蒐集的傾向,只能當成一種混淆事實的說詞。

另外,長久以來,對於「江南案」是否由更高層授意的懷疑一直揮之不去,而這幾年有許多相關當事人的專訪與回憶錄出版,讓我們得以一窺究竟。

至於所謂由汪希苓自作主張,下令結合幫派分子暗殺劉宜良的說法,也在他本人的回憶中被推翻了,事實上,從一開始就無人相信江南案最高層級只到情報局長。

照片中央為汪希苓

在近年受訪時,前情報局第三處處長陳虎門表示:「我親手將『執行制裁行動』的完整計劃書,當面交給汪敬煦局長與汪道淵祕書長。至於他們有沒有再向上呈報給蔣經國總統,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該做的都做了,絕對不是瞞著上面,自做主張的魯莽行動。」

甚至在江南案後一週,汪希苓還親自至國安局對汪敬煦局長報告,因此,當時的情治高層對此行動完全知悉,而且同意,並非如當時所言,只是情報局部分人士的決策。

令汪希苓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國安局「狡兔死,走狗烹」,隱瞞著情報局,偷偷發動一清專案逮捕陳啟禮等人。據當年負責執行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顏世錫回憶:「一清專案執行時,我確實奉令一定要先把陳啟禮逮捕之後,再開始逮捕其他對象。」將陳啟禮收押之後,國安局則立刻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已經逮捕了江南案的主嫌,算是給美國一個交代。

為了挽救政府形象,江南案的「制裁行動」成了「私人動機」,罪責的追究也到此為止。這不只掩蓋了政府高層的醜聞,更可能掩蓋了情治系統的秘密鬥爭,幸好,只要更多的資料被發掘,我們終究會發現此案中所有的疑點逐一澄明。江南案牽連雖廣,但拼湊出的真相卻十分簡潔,直指那個年代的核心問題。而這起喧騰一時的作家命案,不僅沒有達到蔣氏政權想要的「效果」,反過頭來,竟成了王朝日落西山的轉捩點。

相關討論歡迎到謎團:來聊聊著名的政治暗殺「江南案」,不單蔣氏政權指使黑幫殺人,相關人士現在仍很活躍

香楠

調查員

成天窩在總部最底層,身高最矮,脾氣最壞。不喜歡動,也不喜歡會動的生物。不愛說話,對於自己無法解釋的事情十分排斥,看到「水逆」的說法或「星座運勢」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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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江南命案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1984年10月15日美国旧金山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枪杀案件,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在其住宅车库遭歹徒伏击不幸遇害。消息传开,海内外华人社会大为震惊。因死者生前著有披露国民党内幕的《蒋经国传》,此案遂被疑为政治谋杀,台湾当局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焦点;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专门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公布真相,是为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
  江南,江苏靖江人,1949年去台,先后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及“政工干校”受训,后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派驻美国,以“江南”笔名发表文章,打开美国华人圈,1974年加入美籍。在美期间江南写作出版《蒋经国传》,引起海外华人社区很大反响,但在台湾因“对政府及领导人的负面形象报道”而被列为禁书。1983年7月,美国《加州论坛》开始连载修改的《蒋经国传》,台湾方面为此动用多方关系加以劝阻。1984年夏,江南发表访问吴国桢的访谈文章《吴国桢八十忆往》,并有写作《吴国桢传》的进一步打算。由于吴国桢与蒋家父子在1950年代的矛盾关系,文章内容自是对小蒋有负面的评价。台湾有关方面对江南的不识抬举与忤逆大为恼怒,台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决定加以惩处,选择并亲自授意黑道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执行这一任务。选择竹联帮,是因为竹联帮在美国发展有组织,行动方便,万一失手,可脱离干系。
  1984年9月陈启礼衔命潜往美国,经密谋策划,指派属下吴敦和董桂森具体充当杀手。吴、董行凶得手后,陈启礼向台湾电话报告任务完成,汪希苓要三人立即返台。陈担心回台后被杀人灭口,录下两卷录音带叙述事情经过,嘱吴、董两人交给在美信任的人。10月22日,陈启礼三人回到台湾,两天后汪希苓约见陈启礼,并拿出两万美金作为奖励,陈予以婉拒,表示自己不是职业杀手,纯粹是为国家效劳。此后不久,台湾安全部门统领的警署展开旨在清除全台黑帮的一清专案,即“打黑”行动,陈启礼与吴敦先后落入法网,董桂森则逃匿他国,陈被捕时声称自己乃情报局秘密特务,并出示证明,但与情报局多有过节的警署不予理会,坚持将陈捕押,警方同时在陈家搜出陈在返台机上所写的此次行动报告,于是得知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蒋经国得悉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的报告,极为震怒,认为“太不可思议了”,下令“依法办理!”
  美国的竹联帮人员对陈启礼的被捕大为不满,向台提出以录音带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竹联帮分子在“打黑”行动中的一些特权,被台安全部门首脑汪敬煦拒绝,于是便将录音带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汪希苓等人直接涉入江南案的证据便落入美国手中。美国朝野一片哗然,媒体开始大肆笔伐台湾政府,对台湾情报部门公然在美国枪杀美国公民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国会议员对台湾当局的作为也大为不满,甚至要求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条款停止向台出售武器。台湾形象因此蒙受重大打击,美台友好急速降温,双边关系岌岌可危。
  台湾情报部门涉及海外谋杀,且发生在关系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蒋经国感受到了此案的极为严重性,将此一事件与数年前美台断交相提并论,对党内高层沉重说道:“中美断交我处理,现在刘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中美断交错在美,吾人理直,而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下令将涉入此案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三人解除职务,交军法侦办,并成立由党、政、军高级别人员组成的五人专案小组,负责调查江南命案,随时向他报告进展。与此同时,海内外媒体不断报出蒋经国次子“太子党”蒋孝武涉案的传闻,蒋孝武则极力予以否认。
  1985年1月27日五人专案小組决定起诉汪希苓三人。五人小组力图将政府责任与此案切割撇清,对外宣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也就是一起“孤立事件”,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把汪希苓等人的作为定位在刑事被告,课以个人的刑责,而不是职务所为,这就需要一个私人的动机,汪敬煦最后颇为牵强地采用了一个说法,称汪希苓在美国作特派员期间干了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刘宜良准备搜集资料把它写出公之于众,如是,汪希苓难免要倒楣,以此来作为汪希苓犯案的动机。汪希苓本人对此说则感到又恼又气,认为他如是因了私人因素而派人杀害刘宜良实在是对他人格的污蔑。但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国形象,也只好忍声吞气,忍辱负重,独自揽下责任,而不再向上发展,牵涉他人。
  1985年2月27日,台北地检署对陈启礼、吴敦、董桂森提起公诉。法庭公开审理,《联合报》把录音带内容予以全文刊载,让民众得以知晓案发全部过程。4月9日,法院做出如下判决: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4月19日,台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审判庭做出宣判,汪希苓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杀人,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胡仪敏、陈虎门两人帮助杀人,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宋楚瑜、蒋经国

  震惊海内外的的江南命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它给台湾的政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美国外交家陶涵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指出:“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从而意识到这样的党已到了必须加以改革与改造的关头。
  另有评论认为,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党外人士则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到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让蒋经国“父业子承”的可能想法化为无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蒋家第三代不能也不会进入“接班”人选。翌年春,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权力中枢。
  但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江南命案使蒋经国再一次沉痛认识到,权力尤其像情报部门这样拥有无边权力而没有限制与制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政治改革的紧迫感,于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对情报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与改组,削减、限制了其权力,同时加速了民主改革的步伐。此后不出两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而正式开启民主化转型的大幕。
  
  2012-9-7

——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628.html)

江南命案:蒋家王朝的丧钟

 来自: 唐狼(见贤思齐)


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于1949 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 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 “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并于1990年9月赔偿江南遗孀150万美元和解了事。这一事件始终未能彻底查处,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台《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先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1972年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论题为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至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瓷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西尔斯戴尔购物中心另开一瓷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种情形下于 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先生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做了深入的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局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头子陈启礼等人为何要听命于台湾当局呢?其原因就是陈启礼也是台湾情报人员。 

  众所周知,竹联帮是台湾的第一大帮派,以台北为大本营,遍及台中、台南。该帮的前身是中和帮,由一些不良少年组成,后来其头目被捕使该帮瓦解。 1956年间,由赵宁网罗中和帮残部组成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该帮不设老大,只分设堂口立堂主。1958年,台湾警方曾强令解散竹联帮,但该帮名亡实存,且有大发展。后帮派之间械斗,被警方逮捕50余人,使其气焰受挫。但以陈启礼为首的一批人,为使竹联帮免于穷途末路,乃着手广开财路,加强组织,打入娱乐界,充当保镖,占据赌场,其势力又趋猖獗。1970年,陈启礼与帮内陈仁发生纠纷,被警方围捕,致该帮转入地下活动。进入80年代,该帮招兵买马,组成竹联新军。后该帮共有25个堂口,突击队多个。势力范围由台北至高雄,纵串南北地区。据台湾报纸披露,竹联帮成员已逾万人:在办起《华“军事法庭”在审理江南(刘宜良)命案时,庭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美报道》杂志时,当时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戈仑、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老大陈启礼碰杯祝酒。该刊社长余祥生是“立法委员”、《民族晚报》董事长王永涛的女婿。另据台报刊称:该帮还与蒋孝武交往频繁。此后陈启礼经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了台湾“情报局”。在台“情报局”中,陈的名字叫郑泰成,编号为730063。受台湾“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伙分别于1984年8—9月潜往美国刺杀所谓的“叛徒”江南。陈启礼口述录音《刘宜良案自白》,载《纪念江南》。 

  1984年10月16日,当著名作家江南准备从旧金山帝利市自宅车房去渔人码头自营瓷器店之际,三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江南的头部和腹部,江南当即死亡。凶手吴敦和董桂森骑单车逃离现场,后在陈启礼的接应下潜逃回台。江南被暗杀是国民党继杀害陈文成之后所制造的又一起恐怖事件。 

  江南被暗杀震怒了海内外华人社会,纷纷发表谈话或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呼吁警方彻查凶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全国台联举行集会,并发表谈话;江南生前好友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美国各界关心江南遇刺事件的人士,在旧金山成立了“江南事件委员会”,并悬赏2万美元缉拿暗杀江南的凶手。 

  美籍华人知识分子对江南被暗杀除感到震惊之外,还对凶手动机议论纷纷。一位江南生前好友说:“江南最近出版和发表的《蒋经国传》和《吴国桢八十忆往》可能得罪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也有人猜测江南出身国民党政工系统,但却著文揭国民党内部疮疤,犯了大忌,因此遭遇不测。1984年10月29日、 10月17日香港《大公报》。这些议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美国加州《论坛报》连载《蒋经国传》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相当震怒。“新闻局”驻洛杉矶负责人屠益箴与加州《论坛报》联络多次,均不得要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亲自把前《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找来,令其在自己办公室里给其子阮大方(加州《论坛报》副社长)打越洋电话,施加压力,该电话并没起什么作用。最后国民党“新闻局长”宋楚瑜于1983年7月28日亲自飞至洛杉矶欲与《论坛报》谈判,为此,旧金山《时代报》曾于7月31日头版头条刊出该报记者古今的报道,题目是《宋楚瑜来美有蹊跷,〈蒋经国传〉起风波》。据江南生前好友、龙云之子龙绳文(在美开餐馆)说,“江南最近告诉他,台湾方面的一个代表曾向江南提出,要他取消出版《蒋经国传》的计划,可以给他4万美元作代价”。然此项谈判亦无结果。上述议论猜中了江南被暗杀的根本原因,关于此点,还可从谋害江南凶手陈启礼的自供状中得到说明。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当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的细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情报局长”汪希苓与我谈话时称:美国有一个“叛徒”叫刘宜良,“‘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着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了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文有更多不利元首的地方,如果美国方面可以的话,汪说教训或警告他”。后汪又对陈讲:“刘宜良一定要杀死。”陈启礼口述录音《刘宜良案自白》,载《纪念江南》。 

在江南命案真相大白之前,国民党当局企图嫁祸于人。10月19日,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发表题为《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社论,在为台北开脱罪责之后胡说:“我们可以断定,江南是死于共党之手,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香港《天天日报》报道:杀害江南的凶手,可能是“台独分子”。美国当局也利用此案,以加强控制国民党及维护其在台利益。例如命案发生之后,美国有关部门立即让新闻界放风说,谋杀江南的凶手,“以台湾国民党嫌疑最大”,“台湾特工暗杀江南,肯定有此可能”。并声称,江南命案与江南出版的《蒋经国传》有关,“可能带有政治性”,等等。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公开表示,该局将与警方合作调查此案,以警告国民党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对此,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当即决定通过驻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以及从台湾派专人向美国保证:对江南命案的调查,愿同美国合作。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决定,对该案的调查与处理,将限制在一般刑事案之内,对国民党当局予以照顾。例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等人多次公开表示,台湾当局未涉江南命案,且该案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多方正义呼声的压力下,美国警方不得不对此案做进一步调查。 

  正当美方要求台湾当局密切配合侦破江南命案之际,台湾当局抢先于1984年11月12日发动了所谓“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黑社会300多人在这场扫黑行动中被捕,但扫黑行动中的真正目标为竹联帮。陈启礼于当日就被捕入监。对于台湾当局搞的“一清专案”评论颇多,唯作家李敖的《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最为深刻。他指出: 

  “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惟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的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藉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国民党的扫黑行动’,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什么其他意义。” 


  一位前竹联帮分子也在美国宣称:陈启礼被出卖了,暗杀江南是竹联帮干的,但背后指使人是台湾情治机构,而台湾情治机构的大老板是蒋孝武。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制造舆论,声称江南命案是宗黑道恩怨的仇杀。对此,江南夫人崔容芝驳诉台湾当局所谓江南与黑道有恩怨的流言,表明江南从未写过批评竹联帮的文章,声称诋毁死人是为了脱罪,并要求美国引渡杀人凶手陈启礼。江南事件委员会也呼吁美国尽快将凶手及主谋绳之以法。 


  台湾当局贼喊捉贼的做法,使其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当其在大量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时,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吐露出事实真相。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蒋经国虽然非常痛心,但一直直接参与决策。据郝柏村日记记载:1984年11月1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郝告知陈启礼受汪希苓指使刺杀江南,询问汪氏知道此事,但未作指示,与陈启礼联络乃运用其从事大陆工作,是陈邀功请赏,“‘政府’根本无暗杀任何人之意图”。听郝汇报后,蒋即困扰,又认为刺杀江南与 “政府”无关。蒋经国指示:“这件事绝非‘政府’授意,应主动向美方提供资料可减低损害至最低限度。”《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02页。 


  资料显示,蒋经国的确事先不知刺杀江南为台湾情报局所指使,了解实情后,却整日坐卧不宁。据蒋的卫士称,最初几天蒋经国经常大发雷霆,夜间失眠相当严重。 

  12月初,美国警方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引渡陈启礼到美国受审。12月6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发出拘捕令通缉主嫌疑犯陈启礼。台湾当局被迫承认,江南系陈启礼等人所杀,高级情治人员确卷入此命案。对于引渡陈启礼,蒋经国认为:“此乃一‘法律’问题,亦关系‘国格’,‘我国’没有将到案嫌犯交美的 ‘法律’依据,自应依‘我国法律’调查审判,但案情了解愿与美方合作;此外我对江南被杀案的严正合理立场,不能迁就美国而自丧‘国格’。”《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0页。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又召集蒋彦士与“国安局长”汪敬照、“国府顾问”沈之岳、“情报局长”汪希苓、“调查局长”翁文稚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江南命案的处理问题。汪希苓见事情败露,不敢再隐瞒实情,遂将事情经过一一陈述。蒋经国始终不相信是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所为,一直认为舆论与黑道诬陷。他在同郝柏村谈到此事时,还不解地说:“汪希苓曾在美多年,应了解美政府”,为何“做出此愚蠢之事?”当汪和盘托出后,蒋经国怒气陡升,后决定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3人停职,“交军法侦办”。12日,郝柏村与汪敬煦等人研商后,令“军法局”张莹副局长负责3人停职,“并‘依法’调居移交转批‘军法局’侦办。”汪还决定用基隆路招待所作为软禁招待所。 


据郝柏村日记记载:蒋经国“以全副精神处理”江南命案。当时蒋经国非常担心此案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郝说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对江南命案,“‘政府’应有明确的说法,免得外界,尤其阴谋分子造谣中伤,故应主动先制说明‘政府’立场。”蒋经国同意郝柏村的说法。 

  1月16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蒋经国针对汪希苓于应酬中结识陈启礼发表讲话称: 


  “我认为应酬对社会风气关系太大,影响所及,不止是单独的社会风气问题,而已变成政治风气问题”,“应有所警惕”。 


  “最近,我听说有几个帮会头目利用应酬来做‘政府’关系,他们对什么时候和我们‘政府’要人一起吃饭,当时请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点请客,哪些人作陪,等等,都做了记录,这是有目的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做好圈套,设下了陷阱。”“参加这样的应酬,一不小心,就会上了圈套,会弄得不可收拾,我对此事很痛心。”“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做不必要的应酬。”《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述汇编》第15辑第83页。 

 会后蒋经国作出决定:鉴于美国调查人员即将来台调查江南命案,要求郝柏村、沈昌焕、汪守一、宋长志与汪敬煦为幕僚小组成员,协助蒋经国处理此案。 

  1月20日,蒋经国再度召见郝柏村谈处理江南命案方案。蒋经国称: 

  “处理中(台)美断交,其错在美,故理直气壮;而今处理刘案,我理不直,故内心至为痛苦,但事实已发生,必须面对现实,妥善处理。”《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6页。 


  蒋经国总算承认了江南是台湾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等人所杀害,但又指使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记者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刘宜良。 

  蒋经国还指示郝柏村说: 

  “当前处理原则在以正大光明态度取得美政府对我信任,此至为重要,亦惟此始能将对‘国家’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在新闻报道方面,应明示该案之复杂性,澄清外界猜测或恶意传言;而派人至美将案情及处理原则对钱复作详尽说明,以为交涉肆应之依据。”《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7页。 


  翌日,蒋经国又召集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商讨美方调查人员抵台后接待、处理方案。 

  1月22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抵台调查江南命案。同日,蒋经国在军事会谈会上要求各级将领与官员“自重自爱,守分守法”。又说: 

  “‘敌人’对我打击我不怕,内部的打击我很痛心。”“现在刘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而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但决负责处理以确保‘国家’利益。”《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9页。 

  1月23日,美国调查人员听取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与“司调局”关于“一清专案”汇报,并与陈启礼谈话。郝柏村初认为陈启礼有可能将原供升高或降低,听后与平时所供相符。陈启礼的口供主要有三点: 

  (1)教训刘宜良为汪希苓主持; 

  (2)赋予杀手吴敦任务为教训而非杀害; 

  (3)杀害刘宜良后曾在美逗留。 


  陈启礼一方面供出事情真相,一方面又在为自己脱罪,同时对留美录音带与住处不予告知,其目的在于保护在美的竹联帮派分子。 


  1月2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再度讨论江南命案,郝柏村提出三点说明: 

  (1)“美调查小组来台安排及新闻处理均妥切”; 

  (2)“今后就本案从美政府、国会及舆论三方面下工夫,而以取得美方信任谅解为第一要义,澄清猜测及恶意中伤为第二要义”; 

  (3)“决定起诉汪,如美方要求会面可同意”。《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1页。 

  蒋经国认为郝柏村的判断是正确的。 
字串6 

  2月15日,蒋经国又召见郝柏村,强调:“陈启礼、吴敦绝不引渡到美国,吾人对美让步有限度,绝不接受无理要求。刘案处理吾人光明磊落,尽其在我;至于美国信与不信,吾人难以强求。”《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页。 

  由于蒋经国反对引渡,加之美国考虑与台湾当局关系,引渡方案告终止。 

  1985年3月21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判陈启礼和吴敦。4月8日,审理结束,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 


  3月25日,沈昌焕召集郝柏村等人开会,讨论对汪希苓的起诉书问题,并决定4月4日军事法庭开庭时,汪、陈对质。4月4日,“军事法庭”对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进行审判。4月8日审理结束后宣判: 


前“情报报报局长”汪希苓因犯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前“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犯帮助杀人罪,各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对于台湾当局的辩解与匆忙审判,有人评论说:在江南命案尚未弄清真相就匆忙审判,这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而已。江南夫人崔容芝女士指出,台湾当局审讯陈启礼“是一场闹剧 


和遮人耳目的手法”,并说除非台将陈启礼等人交由美国审查,否则谋杀江南案不会得到公平处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4月22日声称:台湾当局把情报部门谋杀江南先生说成只是情报部门个别负责人的个别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这是不能反映事实真相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连汪希苓等人的辩护律师也对台湾当局军事法庭的审判表示不服,认为军事法庭对汪希苓等人应有公正的判决。 

  沸沸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的大量泄露。 

  但事与愿违,该案给蒋经国父子及国民党当局以很沉重的打击。 

  第一,蒋经国传子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另据报道,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里包不住火”,希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 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 ‘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 “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 “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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