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命案：蒋家王朝的丧钟

 来自: 唐狼(见贤思齐)

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于1949 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 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 “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并于1990年9月赔偿江南遗孀150万美元和解了事。这一事件始终未能彻底查处，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台《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先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1972年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论题为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至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瓷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西尔斯戴尔购物中心另开一瓷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种情形下于 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先生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做了深入的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局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头子陈启礼等人为何要听命于台湾当局呢?其原因就是陈启礼也是台湾情报人员。 

　　众所周知，竹联帮是台湾的第一大帮派，以台北为大本营，遍及台中、台南。该帮的前身是中和帮，由一些不良少年组成，后来其头目被捕使该帮瓦解。 1956年间，由赵宁网罗中和帮残部组成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该帮不设老大，只分设堂口立堂主。1958年，台湾警方曾强令解散竹联帮，但该帮名亡实存，且有大发展。后帮派之间械斗，被警方逮捕50余人，使其气焰受挫。但以陈启礼为首的一批人，为使竹联帮免于穷途末路，乃着手广开财路，加强组织，打入娱乐界，充当保镖，占据赌场，其势力又趋猖獗。1970年，陈启礼与帮内陈仁发生纠纷，被警方围捕，致该帮转入地下活动。进入80年代，该帮招兵买马，组成竹联新军。后该帮共有25个堂口，突击队多个。势力范围由台北至高雄，纵串南北地区。据台湾报纸披露，竹联帮成员已逾万人：在办起《华“军事法庭”在审理江南（刘宜良）命案时，庭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美报道》杂志时，当时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戈仑、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老大陈启礼碰杯祝酒。该刊社长余祥生是“立法委员”、《民族晚报》董事长王永涛的女婿。另据台报刊称：该帮还与蒋孝武交往频繁。此后陈启礼经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了台湾“情报局”。在台“情报局”中，陈的名字叫郑泰成，编号为730063。受台湾“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伙分别于1984年8—9月潜往美国刺杀所谓的“叛徒”江南。陈启礼口述录音《刘宜良案自白》，载《纪念江南》。 

　　1984年10月16日，当著名作家江南准备从旧金山帝利市自宅车房去渔人码头自营瓷器店之际，三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江南的头部和腹部，江南当即死亡。凶手吴敦和董桂森骑单车逃离现场，后在陈启礼的接应下潜逃回台。江南被暗杀是国民党继杀害陈文成之后所制造的又一起恐怖事件。 

　　江南被暗杀震怒了海内外华人社会，纷纷发表谈话或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呼吁警方彻查凶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全国台联举行集会，并发表谈话；江南生前好友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美国各界关心江南遇刺事件的人士，在旧金山成立了“江南事件委员会”，并悬赏2万美元缉拿暗杀江南的凶手。 

　　美籍华人知识分子对江南被暗杀除感到震惊之外，还对凶手动机议论纷纷。一位江南生前好友说：“江南最近出版和发表的《蒋经国传》和《吴国桢八十忆往》可能得罪了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也有人猜测江南出身国民党政工系统，但却著文揭国民党内部疮疤，犯了大忌，因此遭遇不测。1984年10月29日、 10月17日香港《大公报》。这些议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美国加州《论坛报》连载《蒋经国传》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相当震怒。“新闻局”驻洛杉矶负责人屠益箴与加州《论坛报》联络多次，均不得要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亲自把前《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找来，令其在自己办公室里给其子阮大方(加州《论坛报》副社长)打越洋电话，施加压力，该电话并没起什么作用。最后国民党“新闻局长”宋楚瑜于1983年7月28日亲自飞至洛杉矶欲与《论坛报》谈判，为此，旧金山《时代报》曾于7月31日头版头条刊出该报记者古今的报道，题目是《宋楚瑜来美有蹊跷，〈蒋经国传〉起风波》。据江南生前好友、龙云之子龙绳文(在美开餐馆)说，“江南最近告诉他，台湾方面的一个代表曾向江南提出，要他取消出版《蒋经国传》的计划，可以给他4万美元作代价”。然此项谈判亦无结果。上述议论猜中了江南被暗杀的根本原因，关于此点，还可从谋害江南凶手陈启礼的自供状中得到说明。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当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的细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情报局长”汪希苓与我谈话时称：美国有一个“叛徒”叫刘宜良，“‘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着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了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文有更多不利元首的地方，如果美国方面可以的话，汪说教训或警告他”。后汪又对陈讲：“刘宜良一定要杀死。”陈启礼口述录音《刘宜良案自白》，载《纪念江南》。 

在江南命案真相大白之前，国民党当局企图嫁祸于人。10月19日,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发表题为《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社论，在为台北开脱罪责之后胡说：“我们可以断定，江南是死于共党之手，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香港《天天日报》报道：杀害江南的凶手，可能是“台独分子”。美国当局也利用此案，以加强控制国民党及维护其在台利益。例如命案发生之后，美国有关部门立即让新闻界放风说，谋杀江南的凶手，“以台湾国民党嫌疑最大”，“台湾特工暗杀江南，肯定有此可能”。并声称，江南命案与江南出版的《蒋经国传》有关，“可能带有政治性”，等等。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公开表示，该局将与警方合作调查此案，以警告国民党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对此，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当即决定通过驻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以及从台湾派专人向美国保证：对江南命案的调查，愿同美国合作。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决定，对该案的调查与处理，将限制在一般刑事案之内，对国民党当局予以照顾。例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等人多次公开表示，台湾当局未涉江南命案，且该案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多方正义呼声的压力下，美国警方不得不对此案做进一步调查。 

　　正当美方要求台湾当局密切配合侦破江南命案之际，台湾当局抢先于1984年11月12日发动了所谓“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黑社会300多人在这场扫黑行动中被捕，但扫黑行动中的真正目标为竹联帮。陈启礼于当日就被捕入监。对于台湾当局搞的“一清专案”评论颇多，唯作家李敖的《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最为深刻。他指出： 

　　“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惟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的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藉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国民党的扫黑行动’，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什么其他意义。” 


　　一位前竹联帮分子也在美国宣称：陈启礼被出卖了，暗杀江南是竹联帮干的，但背后指使人是台湾情治机构，而台湾情治机构的大老板是蒋孝武。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制造舆论，声称江南命案是宗黑道恩怨的仇杀。对此，江南夫人崔容芝驳诉台湾当局所谓江南与黑道有恩怨的流言，表明江南从未写过批评竹联帮的文章，声称诋毁死人是为了脱罪，并要求美国引渡杀人凶手陈启礼。江南事件委员会也呼吁美国尽快将凶手及主谋绳之以法。 


　　台湾当局贼喊捉贼的做法，使其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当其在大量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时，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吐露出事实真相。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蒋经国虽然非常痛心，但一直直接参与决策。据郝柏村日记记载：1984年11月1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郝告知陈启礼受汪希苓指使刺杀江南，询问汪氏知道此事，但未作指示，与陈启礼联络乃运用其从事大陆工作，是陈邀功请赏,“‘政府’根本无暗杀任何人之意图”。听郝汇报后，蒋即困扰，又认为刺杀江南与 “政府”无关。蒋经国指示：“这件事绝非‘政府’授意，应主动向美方提供资料可减低损害至最低限度。”《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02页。 


　　资料显示，蒋经国的确事先不知刺杀江南为台湾情报局所指使，了解实情后，却整日坐卧不宁。据蒋的卫士称，最初几天蒋经国经常大发雷霆，夜间失眠相当严重。 

　　12月初，美国警方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引渡陈启礼到美国受审。12月6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发出拘捕令通缉主嫌疑犯陈启礼。台湾当局被迫承认，江南系陈启礼等人所杀，高级情治人员确卷入此命案。对于引渡陈启礼，蒋经国认为：“此乃一‘法律’问题，亦关系‘国格’，‘我国’没有将到案嫌犯交美的 ‘法律’依据，自应依‘我国法律’调查审判，但案情了解愿与美方合作；此外我对江南被杀案的严正合理立场，不能迁就美国而自丧‘国格’。”《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0页。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又召集蒋彦士与“国安局长”汪敬照、“国府顾问”沈之岳、“情报局长”汪希苓、“调查局长”翁文稚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江南命案的处理问题。汪希苓见事情败露，不敢再隐瞒实情，遂将事情经过一一陈述。蒋经国始终不相信是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所为，一直认为舆论与黑道诬陷。他在同郝柏村谈到此事时，还不解地说：“汪希苓曾在美多年，应了解美政府”，为何“做出此愚蠢之事？”当汪和盘托出后，蒋经国怒气陡升，后决定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3人停职，“交军法侦办”。12日，郝柏村与汪敬煦等人研商后，令“军法局”张莹副局长负责3人停职，“并‘依法’调居移交转批‘军法局’侦办。”汪还决定用基隆路招待所作为软禁招待所。 


据郝柏村日记记载：蒋经国“以全副精神处理”江南命案。当时蒋经国非常担心此案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郝说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对江南命案，“‘政府’应有明确的说法，免得外界，尤其阴谋分子造谣中伤，故应主动先制说明‘政府’立场。”蒋经国同意郝柏村的说法。 

　　1月16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蒋经国针对汪希苓于应酬中结识陈启礼发表讲话称： 


　　“我认为应酬对社会风气关系太大，影响所及，不止是单独的社会风气问题，而已变成政治风气问题”，“应有所警惕”。 


　　“最近，我听说有几个帮会头目利用应酬来做‘政府’关系，他们对什么时候和我们‘政府’要人一起吃饭，当时请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点请客，哪些人作陪，等等，都做了记录，这是有目的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做好圈套，设下了陷阱。”“参加这样的应酬，一不小心，就会上了圈套，会弄得不可收拾，我对此事很痛心。”“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做不必要的应酬。”《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述汇编》第15辑第83页。 

　会后蒋经国作出决定：鉴于美国调查人员即将来台调查江南命案，要求郝柏村、沈昌焕、汪守一、宋长志与汪敬煦为幕僚小组成员，协助蒋经国处理此案。 

　　1月20日，蒋经国再度召见郝柏村谈处理江南命案方案。蒋经国称： 

　　“处理中(台)美断交，其错在美，故理直气壮；而今处理刘案，我理不直，故内心至为痛苦，但事实已发生，必须面对现实，妥善处理。”《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6页。 


　　蒋经国总算承认了江南是台湾情治机构指使陈启礼等人所杀害，但又指使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记者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刘宜良。 

　　蒋经国还指示郝柏村说： 

　　“当前处理原则在以正大光明态度取得美政府对我信任，此至为重要，亦惟此始能将对‘国家’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在新闻报道方面，应明示该案之复杂性，澄清外界猜测或恶意传言；而派人至美将案情及处理原则对钱复作详尽说明，以为交涉肆应之依据。”《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7页。 


　　翌日，蒋经国又召集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商讨美方调查人员抵台后接待、处理方案。 

　　1月22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抵台调查江南命案。同日，蒋经国在军事会谈会上要求各级将领与官员“自重自爱，守分守法”。又说： 

　　“‘敌人’对我打击我不怕，内部的打击我很痛心。”“现在刘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而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但决负责处理以确保‘国家’利益。”《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9页。 

　　1月23日，美国调查人员听取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与“司调局”关于“一清专案”汇报，并与陈启礼谈话。郝柏村初认为陈启礼有可能将原供升高或降低，听后与平时所供相符。陈启礼的口供主要有三点： 

　　(1)教训刘宜良为汪希苓主持； 

　　(2)赋予杀手吴敦任务为教训而非杀害； 

　　(3)杀害刘宜良后曾在美逗留。 


　　陈启礼一方面供出事情真相，一方面又在为自己脱罪，同时对留美录音带与住处不予告知，其目的在于保护在美的竹联帮派分子。 


　　1月2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再度讨论江南命案，郝柏村提出三点说明： 

　　(1)“美调查小组来台安排及新闻处理均妥切”； 

　　(2)“今后就本案从美政府、国会及舆论三方面下工夫，而以取得美方信任谅解为第一要义，澄清猜测及恶意中伤为第二要义”； 

　　(3)“决定起诉汪，如美方要求会面可同意”。《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1页。 

　　蒋经国认为郝柏村的判断是正确的。 
字串6 

　　2月15日，蒋经国又召见郝柏村，强调：“陈启礼、吴敦绝不引渡到美国，吾人对美让步有限度，绝不接受无理要求。刘案处理吾人光明磊落，尽其在我；至于美国信与不信，吾人难以强求。”《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页。 

　　由于蒋经国反对引渡，加之美国考虑与台湾当局关系，引渡方案告终止。 

　　1985年3月21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判陈启礼和吴敦。4月8日，审理结束，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 


　　3月25日，沈昌焕召集郝柏村等人开会，讨论对汪希苓的起诉书问题，并决定4月4日军事法庭开庭时，汪、陈对质。4月4日，“军事法庭”对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进行审判。4月8日审理结束后宣判： 


前“情报报报局长”汪希苓因犯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前“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犯帮助杀人罪，各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对于台湾当局的辩解与匆忙审判，有人评论说：在江南命案尚未弄清真相就匆忙审判，这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而已。江南夫人崔容芝女士指出，台湾当局审讯陈启礼“是一场闹剧 


和遮人耳目的手法”，并说除非台将陈启礼等人交由美国审查，否则谋杀江南案不会得到公平处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4月22日声称：台湾当局把情报部门谋杀江南先生说成只是情报部门个别负责人的个别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这是不能反映事实真相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连汪希苓等人的辩护律师也对台湾当局军事法庭的审判表示不服，认为军事法庭对汪希苓等人应有公正的判决。 

　　沸沸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的大量泄露。 

　　但事与愿违，该案给蒋经国父子及国民党当局以很沉重的打击。 

　　第一，蒋经国传子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另据报道，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里包不住火”，希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 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 ‘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 “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 “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4页。

（转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44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