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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左）访问菲律宾外长罗慕斯外长（中），1966年8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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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右）访问菲律宾外长罗慕斯外长（中），1966年8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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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左）访问菲律宾外长罗慕斯外长（中），1966年8月12日于罗慕斯私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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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右）采访印尼外长马立克（左），1966年 |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图辑：江南访问罗慕斯、马立克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成敗皆省籍 退役情報員「六爺」浮沉人生
有些事是永不解密的
九○年代，李登輝主政時期在國安局「奉天」、「當陽」專案下成立701、331、明德等基金，其中「明德」多方佈線，統合台、日、美黨政軍系統，成為日後三國會談重要管道，曾經是李登輝最關鍵的外交布建，惟牽涉資金達新台幣35億餘，15年前遭媒體曝光後喧騰一時，成為李登輝卸任總統後糾結多年的心頭患，後以「國安密帳案」為稱。
69歲「六爺」楊六生曾是「明德小組」成員之一，10年前自軍職退隱，轉戰四兄楊茂秀（前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創立的「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執行長，一身風雅，但過去「情報員」、「特工」那種風譎雲詭的神祕還是能在他身上找到影子。
觀察力、記性
身形不高、目光銳利，拱著身子笑著受訪的他宛如獵豹，退隱10年仍不時散發「準備隨時竄出」的敏銳感。一開始他稱「別從電影對『情報員』有過多想像」，但不一會兒談起「將手錶鐘盤反戴（正面向外）」原因，「跟對象講話，回看手錶不禮貌，多年來養成『看對方手錶』習慣，顧顏面禮節，也扣緊談話安排」，從軍職跨往國安體系的「六爺」，自承沒受過正規情報作業訓練，徒自摸索。
他記性也好得驚人，歲近七旬，對我攤出網路資料照，一時片刻，年、月、日、時、地、人滴點不露全指出。軍職時期，因職務敏感少受採訪，退隱時港、台媒體趁熱出了他幾篇人物特寫，港媒甚至給上「台灣情報頭子」高帽，談得煞有其事，他徒呼負負「沒訪問過我直接寫，那都不算數」。
2008年中將退伍後幾年，楊六生與國安局仍來往，前往上海做生意（2013～2014年）前，他步驟性冷卻聯繫熱度，「後來連國安局高爾夫球隊都沒去。」這趟受訪，他一面稱「退伍近10年，自覺對國安局『保密期限』可稍微解除」，一面又堵上一劑預防針「經手的『事情』很多當事人仍在線，恕不說明啦。」
出身苗栗客家
「我是苗栗客家人，祖籍廣東省饒平縣，祖先來台到我第19代」，本來按族譜，楊六生這一輩名中第2字要叫「遜」，「後來父親覺得這字不好，好像什麼都次人一等，從我四哥後不用這字取名」，祖父那一輩，楊家從苗栗造橋遷至彰化，「小時家境不錯，算是小地主，家裡有長工」，母親在他4歲時逝世，經濟狀況驟轉。
楊六生（右）2002年與四哥楊茂秀在台東美麗灣。（楊六生提供）
「我4歲時母親過世，沒有人持家，全家從彰化二林搬往花蓮吉安」，因父親不愛管事，雲遊四海1年只回家1次，當時楊六生家裡8個小孩就靠已出社會的大哥「兄代父職」支撐。
「花蓮初中畢業會念軍校，一方面也是考量不用學費又有零用金（當時入校上兵一個月新台幣85元）」1964年，16歲的楊六生離開花蓮，繞了半個山頭進入高雄鳳山陸軍官校預備班第9期（高中制第1期）。
曾受綠扁帽訓練
「第一次受情報作業訓練，應該是美國特種部隊（綽號『綠扁帽』，Green Berets）訓練時期」，1978年他受國防部派任，至美國特戰學校特種部隊軍官班，「外籍軍官跟美籍軍官一起受訓，比例約3比7」，當時因美國剛打完越戰（1975年），檢討越戰失敗原因，革新引進數項嚴苛體能訓練，最讓楊六生記憶深刻。
「台灣部隊野戰背包約3公斤，美軍基地訓練是30公斤」，身形不高的楊六生，第1次肩起背包就重心不穩向後倒，「越戰時不少美軍全副武裝下水就溺死了，所以當時除了練全副武裝游泳100公尺，也加練湖上跳傘」，苦頭吃盡的他1979年結訓拿了「榮譽畢業生」（外籍軍官第1名）返台，卻沒把太多新式訓練帶回執教的龍潭特戰學校，「台灣阿兵哥太嬌嫩了，那時已經有不讓軍人太操觀念。」
任龍潭特戰學校「懷遠班」（招收外籍特戰軍官，類似政戰學校「遠朋班」）主任時，楊六生與國際軍事體系搭上線，不少將領在他日後轉任新加坡、日本武官時幫上不少忙。「那時新加坡、滇緬邊區『撣邦革命軍』（1年為期，1次性）、厄瓜多爾（6個月，1次性）都與台灣軍事情報局合作，派隊來台受訓，不過部分隊伍不久都收編消失。」
曾任郝柏村（時任陸軍副總司令）、言百謙（時任副總司令）英文秘書的楊六生，語言能力一直不錯（日後可以客、法、日、英、國、台6語溝通），「一直認為我該出國深造，不過被某些因素擋著出不去」，這意外成為他首次退伍原因。
首次退伍
「以前還沒感覺，陸官畢業後才發現『籍貫』重要得很，遇上幾次外派機會，政戰部都沒批我出去」最早，他在陸軍第一軍團裝甲騎兵連當連長，就曾參加陸軍總部考試，爭取至新加坡任顧問。
「應試完主考官明確告知『錄取1位就是你，回去準備手續』」，但2週後楊六生接到『回原部隊報到』通知，駁回原因是「資料不合格」，「回部隊後，我當時營輔導長跟我說『你天生比較吃虧，看看以後會不會好一點吧』。」
後來楊六生又申請帶職赴美進修遭拒，成了「申請退伍」最後一根稻草。
帶職赴美進修遭拒
那年他申請到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華盛頓大學企管碩士，「理論上托福及格、學校錄取，有申請都能准，但國防部又不批，說『因你還沒結婚』，但我幾個國防語言中心外語學校同梯都出去了」，楊六生才發現，那些同梯全是外省人。
「後來決定，先退伍再出國念算了」，1982年，楊六生才新婚1個月就轉往英國倫敦大學管理學院。
1981年中校時期的楊六生。（楊六生提供）
成敗皆省籍
外傳楊六生是「被郝柏村找回台」，他否認「去倫敦1年後自己申請回役，因為我快38歲了（時回役年齡限制），自己去找郝柏村」，回役後他當了一陣子蔣仲苓英文秘書，後到陸軍總部計畫署，之後成功爭取派任新加坡武官。
他沒想到的是，多年前牽絆的「省籍」因素，反倒成為踏入情報作業系統的開端，仕途開始明朗。
「那年新加坡武官蔡朝明（後曾任首位台籍國安局長）準備回台升少將，國防部開始甄選繼任者」，當時蔣家第三代、新加坡商務副代表蔣孝武開出武官繼任者要有碩士、當過營長（楊六生當過特戰營長）、能講客家話（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家全為客家人）等條件，「全陸軍只有我1人合格，當時甄選者全是外省人，時移勢轉，那年劣勢反而成為優勢」，軍情人生上半場，楊六生成敗皆省籍。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羅佳蓉
退役情報員楊六生：主使江南案？蔣孝武未否認
视频网址https://youtu.be/sMUNqGLjmoI
我的3個貴人，與那些和蔣家第三代共事的日子
算起來，楊六生仕途有李登輝、殷宗文、蔣孝武3個貴人。
3個貴人
劉和謙任參謀總長時，曾派當時駐日武官楊六生前往俄羅斯，欲掌握中國將向俄購置的蘇愷27戰鬥機（Su-27）與基洛級（Kilo 877/636）潛艇情報，中國黨報《人民日報》所屬《環球時報》日後直指，楊六生當年成功佯裝日本飛官群一員，秘密混進俄羅斯試飛戰機，成功獲取不少性能情報。
對此，楊六生不願多談詳情，只稱那次牽線，確實讓李登輝第1次記住他的名字。另外幾次，則是因為兩人有共同朋友戴國煇（東大博士，前日本一橋大學教授，戴國煇堂妹戴美玉後嫁予吳伯雄）。
1961年就與李登輝相識的戴國煇，1996年被李登輝力邀返台任國安會諮詢委員，「返台前幾年，戴博士已常回台跟李總統論談時政」，駐日時期1個月會與戴國煇聚餐2次、交流政治軍事議題的楊六生，名字因此常被戴國煇順口帶向李登輝跟前。
1998年，少將時期的楊六生。（楊六生提供）
「楊組長」
「李登輝常問『你怎麼知道』，博士通稱『楊組長講的』（楊六生對外職稱為『駐外代表處軍事協調組組長』）」，有年中嶋嶺雄教授（李登輝摯友，兩人曾合著《亞洲的智略》提出「中國分裂論」）辦「亞洲展望論壇」，楊六生與張榮豐、林碧炤、曾永賢等人同桌吃飯，一換名片眾人才瞭他就是那位「楊組長」。
「那天我第1次見到他們，也是之後『明德小組』創始會員聯繫的開始。」
相識殷宗文
結識殷宗文則是楊六生任新加坡武官時，「有年他以『軍情局長』身份去星國訪問」，「台灣軍情局在新加坡很多人，常遭告密被星國員警逮捕驅逐出境，殷宗文要我把事解決」，楊六生幸運在一場高爾夫球聚請新加坡情報次長協力處置，「後來軍情人員去新加坡，先跟星國情報處打聲招呼，比較少被找麻煩」，之後每趟返台，楊六生都到殷宗文辦公室更新情報。
楊六生從日本武官調任回台時，殷宗文升國安局長，順勢把他從國防部轉調國安局，楊六生升少將也由殷宗文保薦，後續更派他出任國安局駐美特派員，「他叫我去美國，但一開始沒很樂意」，楊六生解釋，那時殷宗文已成為某些人眼中釘，「不想把歸屬他人馬的我留給別人用，派我駐美，有多遠派多遠」，楊六生自嘲「從後續發展來看，我也算『因禍得福』啦。
楊六生軍情人生際遇起伏。（攝影：李昆翰）
因緣際會與兩位蔣家第三代（蔣孝勇、蔣孝武）前後共事，另是楊六生特殊際遇之一。
與蔣家第三代共事的日子
「跟孝勇（蔣經國幼子）是因陸官同期認識，我們那一期也因此受到很好照顧。」楊六生回憶，當年蔣孝勇沒特權，一起和官校同學睡大寢室，「但晚上只要有窸窸窣窣聲音，就是便衣先來場勘，之後蔣介石現身、摸摸孫子的頭詳加探望」，「陸官那時風氣公平，還沒有什麼拍蔣介石馬屁風氣，校內碰到學長，被喝令『立刻趴下伏地挺身』，蔣孝勇都照做」楊六生稱蔣孝勇性格轉趨乖張，大部分是從張立夫任陸官校長後。
「升上官校二年級，蔣介石生病，特別想見孫子，本來官校生週六下午打掃，週日早上9點可放假到晚上6點收假返校」。沒多久，週六中午開始有校長座車把蔣孝勇接走、搭專機回台北陪蔣介石，「前半年孝勇還會週日晚準時收假，慢慢改週一收假、週二收假，之後一個月回校一次，最後幾乎不回校」，楊六生直言「是高級官員把他寵壞了」。
兄弟不和的蔣家第三代，起初也讓楊六生就任駐新加坡武官時，未獲蔣孝武信任。
我眼中的蔣孝武
「他知道我和孝勇是陸官同期同學，一開始沒很友善，不太理我」，楊六生索性專心經營對外網絡。「我在台灣當特戰學校『懷遠班』主任維持的新加坡軍方關係派上用場」，楊六生自豪駐新加坡時，各國武官最高只能找到新加坡國防部聯絡室主任，「新加坡軍方配給各國武官『國防部通行證』（A-E通行等級），我是E級，可直達國防部長吳作棟辦公室。」
1987年上校楊六生時任我國駐新加坡武官。（楊六生提供）
他最記得某晚10點，台灣國軍「情報教父」趙知遠（時國防部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越洋來電「六生，明早9點我到立法院報告某軍事業務新加坡現況，8點前整理1份放我桌上」，「我下通電話就打給當時新加坡陸軍『總參謀長』（Chief of General Staff, 1990年改稱『三軍總長』）朱維良『我找你喝咖啡』」，平常是雀友、球友的兩人立刻見面，楊六生隔日順利把報告準時傳回台灣。
就任新加坡武官半年後，比楊六生大4歲的蔣孝武看進一切，有天終於主動搭話「六生，你這幾個月很愉快嘛，每週六、日都有球聚，都沒想過跟我打嗎」，「這樣好了，下週六你把新加坡全部將軍（當時共5名）找來，我們一起打球」，楊六生明白，這是蔣孝武測試能耐、決定是否交往的最後一關。
「我趕忙再請總參謀長協力，當天總長直接帶隊將軍群與會，高球打完至蔣孝武家吃飯，那是他第一次敞開心胸。再下一週，就換我跟他2人去打」。楊六生不諱言，當年蔣孝武手上國家資源、運作經費比時任新加坡代表胡炘（前中華開發工銀董事長胡定吾之父）還多，「他遞給我1張卡稱『你那點錢不夠折騰，以後佈線招待就用這張』，這方便不少，網絡經營更廣更深」。
解密江南案
交情越趨緊密，楊六生甚至曾直接探問蔣孝武「江南案」始末。
再4個月將案發屆滿33週年的「江南案」，是台灣戒嚴時期知名政治懸案，1984年案發後，主嫌陳啟禮好友張安樂（白狼）一度對外宣稱「蔣孝武是江南案元兇」，惟一直沒有直接證據，但蔣孝武確實因此案流言蜚短，1986年3月被遠派新加坡任商務副代表。
「江南案傳說很多，雖然沒有正式紀錄顯示『蔣孝武指使』，但比較熟絡後，我曾當面問過孝武，他沒有否認」，「那些人在國安會等情治系統都沒有正式職務，但與陳虎門（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第三處副處長）等人，私下往來很密切」，楊六生長嘆「那時，孝武他們都還太年輕吧」。
楊六生談及曾與蔣孝武交流「江南案」。（攝影：李昆翰）
楊六生認為，蔣孝武是很老派的人，「跟他祖父有點像，觀察期很長，但過關後就很緊密」，他突地欲言又止，「只是很可惜，孝武大環境歷練不多」。
他談起蔣孝武逝世前，最後一段公職（駐日代表）時期。
駐日時期的蔣孝武
「孝武駐日時很辛苦，最照顧他是馬樹禮（台日斷交後首任駐日代表）與李登輝」，「孝武剛到日本時沒朋友，太年輕了（45歲），別人都當他小孩子，我隔年從駐星武官轉任駐日武官，到任台灣駐日代表處時，組長以上都超過60歲，40歲區間只有我跟他，幾乎很難推動什麼」。
「那時日本與台灣來往主由2大系統溝通，一是張群（曾任總統府秘書長）系統、一是辜振甫系統，剛派駐日本時，孝武對日本國會長年親台團體『日華議員懇談會』（日華懇）沒多少好感，覺得那數百個國會議員僅佔台灣便宜，沒真正用心助台。」
與「日華懇」對立推動「信睦會」
蔣孝武開始著手推動對立組織「信睦會」，請了當年日本精工社社長出來領導，公然跟辜振甫對抗，「孝武想做事，不清楚這會得罪人，我隔年過去就任情勢已定」，楊六生稱，那時張群、辜振甫每個月都安排一批國會議員找李登輝告狀，「李登輝也覺得孝武辛苦，準備讓他回台接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楊六生析述，「因為李登輝要報恩啊，畢竟從『共產黨嫌疑人』到『總統』，李登輝由蔣經國一手拔擢。我親口聽過李總統稱『一定要照顧蔣家後代』，尤其當時蔣孝勇在加拿大坐移民監、蔣孝文智能退化，唯一可以照顧的就蔣孝武。」
蔣孝武離日返台前一晚，楊六生到他寢室敘舊，蔣孝武向楊六生透露「總統要他先接華視董事長，等內閣改組再接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最後並要楊六生「也準備回來幫忙」，「但1991年3月我調任駐日武官後、6月14日孝武返台，16天後就因糖尿病及高血脂症，猝逝於台北榮總。」
2004年楊六生晉升中將，後於2008年退伍。（楊六生提供）
蔣孝武健康江河日下
楊六生回憶，以前他倆在新加坡時，一天可打上2場高爾夫，但到日本時，蔣孝武身體狀況已日薄西山。「1991年6月12日，他在日本跟我打最後1場高爾夫，我們在富士鄉村俱樂部一起招待佐藤信二（時日本運輸大臣）」，蔣、楊兩人本相約早上7點集合，結果清晨6點蔣孝武秘書就打來要楊六生快出發，「我到他家後，時糖尿病已病入膏肓的孝武才說他胰臟疼得睡不著，幾次在我面前打胰島素都痛得滿頭汗。」
楊六生語調趨緩，「那天在俱樂部，他根本打不到球，第一次看他這樣，後來他說『因糖尿病，眼睛已不能聚焦』」，才打第3洞，蔣孝武已經受不了，招呼暗號要楊六生去俱樂部外打電話佯裝「台灣總統外找」，「很不禮貌啊，請日本部長級人士打球還中途離席，但可見他真的受不了」，那也是楊六生與蔣孝武打的最後1場高球。
助力駐日武官初期拓開網絡
「他真的很照顧人，我就任駐日武官那天，他拿5萬美元要我『該打點的去打點』，直接向他報帳」，在國防部交際費1個月2千美元的當年，這是筆不小數目，「後來他逝世太突然，來不及核銷這筆錢，我按月攤還回去。」
楊六生慶幸，剛抵日本時幸好有蔣孝武那筆錢擔保，讓他膽子放大，拉開局面，「即使孝武驟逝，網絡關係已經鋪出去」，自此，楊六生風生水起、開始他口中「對國家最有貢獻」的駐日武官時期。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羅佳蓉
2016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殷惠敏：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念不清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起八十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
當時在座，沒有人提到江南。
兩年之後，我在中文報紙上讀到她紀念江南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水落石未出」。足見江南仍是她魂縈夢牽的。江南被謀殺是沉澱在她心中無法忘懷的痛。
世襲專制緣起緣滅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芝加哥市郊的Cantigny莊園內的「第一師博物館」研究中心，獲得了美國報業鉅子，《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與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兩家人的往來通信檔案，一共九十封信，時間從1948年到1955年。此外還有美國《生活》雜誌對吳家長女（修蓉）在Cantigny莊園結婚的報導與攝影剪輯（1952-6-30）等資料，以及吳國楨與蔣介石決裂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英文聲明原稿。吳國楨同麥考米克的通信，從討論上海的時局，到如何把臺灣建成亞洲的民主堡壘，到吳家女兒赴美留學，麥考米克夫婦自願充當監護人，一直持續不斷。最後，吳國楨在美同蔣家政權公開決裂時，處在臺北國府、駐美使館和中國遊說團的重重壓力下，麥考米克夫婦是對他仗義相助的「黑馬」。
1948-1955年正是中國內戰到國民黨潰敗遷台的大轉折時期，而這個大轉折決定了臺灣往後數十年的政治命運。世襲專制在臺灣的孕育成形，吳國楨無疑是個見證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奮力抗爭，終不免敗下陣來。
以這些通信為經緯，我閱讀了一些資料，做了比對研究，完成一本書稿，《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今年四月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出版。
江南之死
在寫作期間，我覺得「緣起」的部分比較容易掌握，反而是「緣滅」的部分，對我來說，仍有一些疑惑，特別是作為關鍵因素的江南命案。所以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在臺北用電郵與四十年未見面的柏克萊老友李乃義聯絡。李兄是加州矽谷成功的企業家，現已退休，在矽穀和上海兩地居住。接到我的電郵時，他正好人在上海。兩天后他就從上海飛來臺北，在新生南路的紫藤盧與我見面。
李乃義是吳國楨生前在喬治亞州薩瓦娜接待的最後兩名訪客之一。1984年3月17日，李陪同江南走訪吳國楨，談了兩天，總計12小時。此後幾個月江南在朋友面前聲稱，他得到不少寶貴資料，準備寫吳國楨的傳記。江南首先整理了他對吳國楨的訪問記，在紐約出版的一本華人刊物《臺灣與世界》第12期（1984年6月號）刊出，題目是「吳國楨八十憶往」。繼而又在該刊第13期（1984年7-8月）刊出「吳國楨逝世前的一封信」。吳在信中又細述了他兩夫婦1953年所遭「汽車謀害」的經過，糾正了江南的一些報導錯誤。吳還透露他在台被扣為人質的小兒修潢，最後出國來美前，蔣經國還打算派人將他的腿打斷，使他成為殘廢，幸而黃少穀善言規勸，才打消此議。「弟與內子對此均感激少穀不盡也。」
十一朵曇花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發生後，江南好友李乃義是治喪委員會的一個主要負責人。我請他追憶當時的情況。他告訴我的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原來，命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李乃義在江南的大理市（Daly City）家中吃飯。他向我強調，他是學科學的（柏克萊核子工程系），從來不信靈異鬼神那一套。可是那天晚上，他感覺到江南似乎情緒很煩躁，沒來由的，（印堂發黑？）晚飯後聊天，近午夜時分，他家客廳的十一朵曇花忽然盛開。江南要崔蓉芝拿剪刀把曇花都剪下，煮水給李乃義喝，因為他喉嚨多痰（抽煙的緣故？）崔蓉芝捨不得剪花。江南就拿起剪刀「哢嚓、哢嚓….」，十一朵花全剪下來了。
當晚臨走前，他在洗手間洗臉，手錶留在盥洗台忘了帶走。回家想起，心想第二天到三藩市上班途中可以彎過去拿。結果第二天早上，車開在高速公路上，一晃神，竟錯過了大理市出口。
到辦公室不久，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打來了電話。唐樹備本來當天中午與江南有飯約，但突然接到江南的大理市家中來電說，江南當天將無法赴約。講電話的是一個洋人口音。唐接到訊息後，意識到江南家中可能出了狀況。他立即分別電告李乃義和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主任陳治平，希望他們抽空到江南家去看一趟。李趕到大理市，見到痛哭流涕的崔蓉芝，忙著安慰她。大理市警局刑事探員正在命案現場搜證。由於這是一起不尋常的謀殺案，既非打劫行兇，又無財物損失，女主人指出，江南不久前才出版《蔣經國傳》，這個證詞指向了政治謀殺的動機。美國聯邦調查局也迅速介入了調查。
李乃義從警局探員手裡取回他的手錶。連載《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副社長阮大方也從洛杉磯趕來。李乃義自承他是左派、統派，阮大方是主張革新保台的右派。臺灣當局先前還透過阮的父親，《中央日報》前社長辦阮毅成，要其子中斷在《加州論壇報》上連載的《蔣經國傳》，受到婉拒。但在江南命案上，兩人一左一右，初次見面，竟成莫逆之交。在記者招待會上，兩人同聲指責國民黨幹下了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
FBI人員和大理市警方聯手，一個星期之內就破了案。但他們要求兩人暫時不要在記者會上透露消息，因為有些線索尚未收齊整理好。
「如果你當天早上從大理市出口轉出去，豈不是會當場撞見殺手的行動？你也可能遇害呢！」我問。
「這不無可能，但既然是政治謀殺，殺手顯然不願意把事情變得複雜。他們先前已經租了腳踏車在江南家附近勘察，如果我在他們下手之前去到，也許他們就推遲計畫的行動了。」
江南命案，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華人沒人相信當時竹聯幫殺手是主動「為國鋤奸」，也沒人相信不久前才從駐美武官調回臺北升任國防部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會自作主張，利用幫派在美國執行暗殺任務。在美搞情報的汪希苓是瞭解美國情況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謀殺一個美國公民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雖然在駐美武官任內，汪曾通過《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牽線，同江南談判，要他刪改著作。美國公民江南對汪的命令式口吻和盛氣淩人的態度，甚為反感。
人們普遍的推測是，在情報局的層級之上，還有真正下令或授意之人。江南若繼續寫出《吳國楨傳》，再爆內幕，對國民黨多年在台經營的蔣經國形象，顯然更加不利。這個真正下令或授意的「藏鏡人」，也正是崔蓉芝後來質疑的「水落石未出」的關鍵所在。
關鍵的軍售問題
1984年12月中旬，掌握了充分證據的聯邦調查局向國務院報告，指出臺灣國防部情報局捲入江南命案。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Steven Solarz）宣佈要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停止對台軍售問題。三年前（1981）眾院為陳文成在台離奇死亡案舉行的聽證會上，索拉茲就提出了有關對台軍售的「修正案」（《武器出口管制法》索拉茲修正案），因為不能容忍臺灣政府違反《臺灣關係法》，侵犯人權和抵觸美國法律的行為。現在，臺灣官方人員竟派人來美國進行恐怖活動，顯然構成停止軍售的理由。
國務院要求國民黨政府將已返台的陳啟禮、吳敦引渡到美國加州受審，但台方以不符引渡條款第四條的規定為由，拒絕此一要求，但同意配合美方的偵查作業。蔣經國本來是打算拖延觀望一陣的，但美國聯調局擠牙膏，對台出示了更多的證據。而也就在這段時期，1985年1月13日，在美國的竹聯幫成員白狼中向聯調局交出了陳啟禮留下的一卷錄音帶。
情況至此急轉直下，蔣經國只得下令將涉案的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和處長陳虎門免職。同時政府公開發表聲明，承認對情治人員的涉案「非常震驚」。
從免職到實際扣押的期間，臺灣當局似乎已同汪希苓談了條件。這就是傳聞所說的，蔣經國要汪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好好想想對外面的說法」。汪多年後接受訪問時表示，在他受軍法審判被判決無期徒刑入獄之前，蔣經國曾召見他：「你知道嗎，關我以前，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我說不要考慮我，為了國家，我願擔起一切責任。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他也很難過，這你就懂了。」
然而，回到當時的場景，即使汪要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他還必須通過美國來台辦案人員的測謊器。
未通過測謊
本來，在聯調局出示了證據後，台方只得讓聯調局兩名探員和大理市警局刑事組長前來，最初是限於就「謀殺行動」的刑事部分，約談陳啟禮、吳敦，並進行測謊。但不包括情報局涉案人員。
可是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一開場就群情洶湧。加州日裔眾議員本田（Mike Honda）憤慨指控，眾議員藍托斯（Tom Lantos）強調，如果確定江南的謀殺案是臺灣當局「針對在美人士的恐嚇騷擾的一貫行為模式」，則國會就應根據「索拉茲修正案」，切斷對台的武器銷售。
迫于情勢，蔣經國只好改變態度，允許美方人員也約談情報局長汪希苓，並進行測謊。汪有沒有明白下令殺害江南？有沒有上級同意這個謀殺行動？對這兩個問題，他都否認。但在場的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人員注意到，汪在回答時明顯「局促不安」，測謊器顯示他在說謊。（陶涵，2000:432）不過，美方人員表面上不動聲色，沒有深究下去。
汪希苓是在為他背後的「藏鏡人」掩飾什麼嗎？在政府表示「震驚」，蔣經國表示「震怒」的表面宣示下，到底蔣經國事先是否知情？耐人尋味。
在美國眾議院就「軍售」問題舉行聽證會時，蔣經國就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將涉案的情報局官員免職後，對外宣告政府決不惜代價，毫不隱瞞地依法嚴辦，同時還成立了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國防部長宋長志、參謀總長郝柏村以及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組成的五人小組，來負責調查。據稱他也曾向他的親信郝柏村吐露，「劉（江南）案理不直，處理事難上加難、痛上加痛、苦上加苦。」
但問題是，不管說什麼「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嚴辦」到最後，普通法院和軍事法庭的檢察官都「適可而止」，沒有人去追究汪希苓是否「奉命行事」，在汪之上，是否還有涉案的人。五人小組的調查自然也無結果。一切似乎都按劇本演出，有官職在身的情報局人員，發起「制裁」行動，竟是出自「私人動機」，也是夠荒謬的了。黨外刊物提出質疑，結果是雜誌全數被警備總部沒收。
三面間諜
在江南命案的涉案殺手和情報局官員受審之前，臺灣當局的「損害控制」機制，也開始運作。由當時總統府秘書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主導，試圖把江南案帶到一個新的方向，以轉移國際媒體的焦點。不久，合眾國際社自臺北發出消息，指稱江南其實是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的情報人員。美國《新聞週刊》與《時代週刊》也報導江南是美國聯調局線民，負有監視在美華人動態的任務。《聯合報》1985年1月25日搶先刊出江南生前寫給情報局的一封信原件影本與簽名。
繼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在1985年2月號刊登了江南寫給情報局的六封信和寫給他從前在《臺灣日報》的老長官夏曉華的一封信。這七封信據稱是夏曉華與《九十年代》編輯人員在東京約見時交付的，經總編輯李怡核對筆跡無誤。江南是《九十年代》的長期作者。此時又傳出江南是中共方面的間諜，七十年代中期他已進出大陸。
這一連串聳動的新聞立刻蓋過了當時美國東西岸集會抗議的主題---外國政府在美進行恐怖活動，以及華裔美國公民人權與人身安全的訴求。江南的《蔣經國傳》沒人提了，他打算寫的吳國楨傳也無人理會。夏曉華這個軍統老特務的及時出山，為國民黨立了大功。江南的形象從民主鬥士變成三面間諜，至少使人懷疑江南案不是一樁單純的政治謀殺案。
然而，「損害控制」的效用並沒有持續太久。去過大陸的人給美國聯調局約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會自動成為「線民」。在三藩市魚人碼頭開禮品店的商人，到大陸去尋找商機，也是合情合理的，會變成「間諜」，難道不是臺灣情報局為「制裁」而找理由嗎？收了「改版費」居然不改版，就像當年辜鴻銘收了賄選的錢拿去逛窯子卻不去投票，一樣的可惡。對情報局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給臺灣情報局的情報信「彙報」的對象，如金山灣區的張富美、陳鼓應，都公開指斥所謂「彙報」的內容皆為編造的故事。這就回到當初臺灣情報局透過夏曉華出面安排，希望江南修改《蔣經國傳》而願支付的「改版費」了。當初談妥八千美元的「改版費」之外，夏曉華為照顧老部署，還為他爭取到寫「情報信」，由情報局每月支付一千美元的津貼。接近情報系統的人後來透露，所謂情報信就是江南將他在三藩市灣區聽到的消息見聞，提供給夏曉華，轉交情報局，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機密情報。香港《信報》的吳姓評論員看了那些情報信後，哈哈大笑說，那種信他一天就能寫七八封。這是向情報局「訛詐」嗎？夏曉華已死，問他兒子夏鑄九去吧。
宋楚瑜主導的挽救蔣經國形象的努力，在宋楚瑜主導下，雖然處心積慮，到頭來，經國的形象還是碎了一地。
經國還是孝武？
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陸鏗1996年為台版《蔣經國傳》寫的序文「江南不死」，已認定江南是蔣經國下令殺害的。李敖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後掩遮。即使退一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楊青矗根據殺手吳敦返台「述職」，向汪希苓報告完成任務後，見到汪畢恭畢敬地打電話向「上級」報告的神情，因而推測下令謀殺的必定是蔣經國。後來蔣對江南案的「震怒」，可能是氣惱特務把事情辦糟了。
蔣經國對江南這個政工幹校高材生，無疑十分痛恨。以他過去呲睚必報的性格，大陸易手後，人在上海的臺灣火柴公司董事長吳性栽出資拍了一部醜化蔣介石的影片，他就把毫不相干的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抓來判死刑。但從政多年，當了總統之後，他還會像年輕時那樣衝動嗎？
以汪希苓對蔣家主子的「忠」，他畢恭畢敬的報告物件，不也可能是蔣孝武？蔣家侍從翁元曾著書指出，蔣孝武繼承了他父親「特別愛記恨」的性格。美方駐台人員收集的情報顯示，蔣孝武當時藉著他的特殊身份，到處插手管事。他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又是國安會議副秘書長，憑父威在媒體演藝圈頤指氣使，在情報系統呼風喚雨，成為畏懼與依附的物件。而竹聯幫份子插手於電影製片行業，在臺灣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由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出資，蔣經國基金會贊助，由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撰寫的《蔣經國傳》，在處理江南案上，也是循著這個理路。陶涵稱讚蔣經國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基本上，他不相信蔣經國對謀殺行動事先知情。他採信的說法是，三個竹聯幫殺手完成任務，1984年10月21返台時，接機的情報局官員陳虎門稱讚他們幹得好，「大老闆」很感謝。據陳啟禮對他的弟兄董桂森所說，「大老闆」是「蔣孝武」的代號，「小老闆」是「汪希苓」的代號。這有可能是來自聯調局的蒐證材料。1996年，某位接受陶涵訪問的「蔣經國的多年親密同志」，證實汪希苓的確在「替某人掩飾」。與陶涵談話的「幾位當時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點子出自蔣孝武。」（陶涵，2000:432）同年6月7日，陶涵訪問蔣緯國談到蔣孝武是否涉及江南案時，得到的答案為：「是的，有可能。」（陶涵，2000:440）以這本主要在誇示蔣經國功績的傳記來說，這應該是有說服力的。陶涵從接近蔣經國的一個消息來源聽到，蔣彥士1985年2月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位下臺，是因為他答應看管孝武卻沒盡到責任。陶涵用了「看管」兩字。一般人的理解是看管孩子。但蔣孝武當時已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
1985年期間，白宮的日子也不好過。雷根總統為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抗軍」的問題，（亦即把對伊朗的違憲秘密軍火交易獲得的錢用來資助企圖顛覆尼加拉瓜左翼桑定政權的「反抗軍」）受國會糾纏不斷。因此透過臺灣駐美代表錢複對台暗示，只要臺灣願意通過某個管道間接對「反抗軍」提供一百萬美元的捐助，白宮就會樂於幫臺灣解套，讓江南案在美儘快落幕。（陶涵，2000:440）蔣經國當然喜出望外，通過「世界反共聯盟」的白手套秘密送去了捐款。臺灣表面上仍和尼加拉瓜的左翼政權維持外交關係，也有官方援助計畫。此舉等於兩邊下注。
1985年6月，美中（台）經濟協進會理事長大衛·甘乃迪夫婦訪台，帶來了雷根總統的正面訊息。
蔣經國：關於劉宜良（江南）命案，你一定瞭解，這可說是想像不到的事情，我感覺非常憤怒、遺憾。這不但在國內有影響，在國外更是造成我們形象的莫大損失。我們已經努力在司法、軍法上確實做到公正、公開、確實的、不隱瞞的處理，希望能平息各方面的憤怒。甘乃迪（與甘乃迪家族無關聯）：我知道總統你及貴國對劉宜良命案的處理，非常理想。我瞭解雷根總統已經接受你們處理的方式，因為他知道貴國是以非常公開、公平的態度在處理，儘管在美國還是有一些批評，但是再過一些時間，就會過去的。
在談話中，蔣經國表達他希望美國政府瞭解「軍售問題對我們的重要性」。（國史館005-010303-00018-011）
然而，美國國務院顯然並不以眼前的「解套」為滿足。國會「軍售問題」的聽證，聯調局對江南案的秘密偵查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長程規劃上，都是可用的籌碼。在老病體衰的蔣經國身後，國務院不希望臺灣在憲政體制之外，再出現社會所傳聞的「蔣三世」繼承人，將來實際掌權。
從江南案審判結束後不久，蔣孝武就被「放逐」到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在時間順序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1985年8月，蔣經國在《時代》週刊記者面前宣佈他的子女不會接班。這一年12月，他又在國民大會年會上重複聲明這個立場。從美國掌握的籌碼來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蔣孝武致父家書
今年初，我到國史館去查看國防部情報局（後改名軍事情報局）當年的行動資料，全無頭緒。倒是在蔣經國檔案中讀到蔣孝武從新加坡寄回的家書。
這是一個失去了熟悉舞臺的中年人給「父母親大人」的信，「今年（1985）八月十八日是兒抵新加坡就任滿半年之日，回想半年來無論在公在私，都有許多意料之外的變化。」而這年十月是「祖父大人百齡紀念」，他「祈請大人賜知」，「兒等到時是否應返國參加。」總統府秘書室主任王家驊給他寫了回信，「謹奉指示，請於十月十八日（即農暦誕辰九月十五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國暦誕辰）任擇一日返國。」只准回去一天。
另一封信：「兒在此已一年，陌生感已消失，一切也都能適應，但是究竟不是自己的國家。」他的舞臺不在這裡。他又有所感，「今天在復興基地的同胞，都應有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的自覺。」（1987-2-11）
這大約是他老爸愛聽的話。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回了信，「總統閱後，深表愉快」，但囑咐王奉達的是「尚望益自惕」。（1987-2-17）
另一封信是祈求老爸能對他諒解：「今天雖因為外在的因素使許多事情出現複雜而難以處理的情況，但一思及大人的教導與愛護，就能再鼓起勇氣來面對一切，以冷靜的思考去分析問題，….」（1987-9-14）
還有一封信是藉著中秋團圓日，向他父親祝賀佳節。在這封長信中，他也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因閱及各項有關國內的報導而困惑萬分，兒想到原本是黨是政府為全體民眾所設想的種種良策善政，但卻又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與（予）以歪曲，而更可悲的是還有人去盲從，真可說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兒日夜省思，認為其中有兩點是最為可憂的，一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借言論自由為名而實在卻傷害了國家社會，今天與（輿）論已非公器而成為少數人的工具，一是人們在過於安樂的生活中失去了理想和理智，而只追求眼前的欲望，…」
「…除大人外，兒又能向誰傾述，祈請寬恕兒之不當。」（1987-9-28）
這樣的訴怨，似乎是要討他老爸歡心。對他老爸來說，也許是中聽的。臺灣人民的生活「從未有像今天如此富足過」，但卻「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知感恩。尤其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對「黨和政府」的「良策善政」，刻意歪曲。這種想法也是蔣家人的一貫思路。江南寫的《蔣傳》無疑也屬別有用心，傷害國家領導人的罪魁禍首了。
不過，對蔣孝武「叩呈父親大人」的這番感受，「奉示復函」的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只簡短轉告總統獲悉後「甚表慰勉」而已。回函日期是1987年10月1日。看來，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可能已經不行了。
其實，在蔣經國連任總統之前，健康情況已亮紅燈。黨外雜誌不少文章都規勸他不要連任。蔣經國和國民黨強硬派的答覆是嚴厲打壓，收繳雜誌。問題是，還有政權的「法統」問題要解決，體制不能不改革，政治權力不能不調整。當時在臺灣被視為「老賊」的萬年國代立委，還能再混下去嗎？
由改革呼聲所形成的大氣候，顯然已無法靠對「美麗島」運動的反撲，沒收黨外雜誌，殺害林義雄家屬與陳文成、以及謀殺江南等恐怖手段來壓制的了。
水落石出了嗎？應該是的。
坐在臺北長沙街的國史館檔案室內手抄蔣孝武的家書，我覺得有點荒謬的感覺。（「數位檢索系統」的資料只能在電腦螢幕上看，不能照相，不能影印。）蔣孝武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在臺北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口的龍安國民學校讀五、六年級時，班上轉來了一個小洋人，引起不小騷動。他是有兩個保鏢坐中型吉普車送他來上學的轉學插班生，是個小惡霸，已經轉了幾家學校。我們在學校後面翻牆翹課，被訓導主任抓到，必須罰跪在竹掃把上。蔣孝武下課時在後門吉普車旁，玩著保鏢的槍，所以在學校沒人敢惹他。
據說後來中學畢業後，他上了陸軍官校，老蔣總統還親筆寫信嘉勉他。不過，念了沒多久，就因不遵守校方訓練作息課程而遭退學。但他也竟能不經聯考而「插班」輔仁大學。與我同年的任顯群女兒任治平在為她老爸作的傳記《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中，對蔣孝武轉學輔大工商管理系，有這樣的描述：
開學沒多久，班上來了位新同學。新同學到校那天派頭極大，我在法學院二樓陽臺上看到有兩輛凱迪拉克大轎車開進校園來，非常搶眼。兩輛車直接開到法學院宿舍，一看竟然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他原先念陸軍官校，現在轉到輔大來，而且要念工商管理系和我同班。他由叔叔蔣緯國陪同下車，消息馬上傳開。教官很緊張，先帶蔣孝武選宿舍，他選了之後，教官就通知原先已入住的同學搬出去，改住另外一間，所以那位同學很火大。…臺北的陳世瑜同學抱怨：「我們考得千辛萬苦才進來，為什麼他隨便就可以進來!」蔣孝武的插班，連考都不用考，他的到來引起班上同學不快，聯名寫信抗議，…沒多久，文學院龔神父帶來情治人員到家裡來找我調查此事，因為我是班代；…蔣孝武開始上課，我們班上的都不理他。他遲到，上課另有兩個人跟著進來，我們全班才四十個人，非常顯眼。我看那兩個年輕人不像保鏢，應該是他的玩伴之類，陪他過來念書的。蔣孝武只在我們班上待了兩個星期，就不再來了。（任治平，2011:49-50）
蔣孝武后來的學歷上有「德國慕尼克政治學院」。他何時去的？有沒有學籍？拿到了什麼學位？這些問題大概都是經不起「深究」的。
我們只知道他後來回國後，曾在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職，不久到「劉少康辦公室」，進入國安情報系統「歷練」，1980年任中廣公司總經理，1984年為國安會議副秘書長。1986年3月被調派為駐新加坡商務副代表。1988年蔣經國死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1989年年初，將他提升為駐日代表，算是「蔣經國學校」出身的李登輝的「知恩圖報」。1991年6月，新任的李總統正式提拔蔣孝武為華視董事長，讓他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熟悉舞臺。但就在他7月1日上任前夕，在陶陶飯店與酒友的飲宴上，患有嚴重糖尿病而又煙酒不離身的蔣孝武，突然出現緊急情況，送醫急救。7月1日淩晨死於心臟衰竭。
俱往矣！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為作者新著《誰怕吳國楨》後記
——风传媒
台灣解嚴前夕——江南案與夏宅客廳的神秘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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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很糢糊，前排中間是劉宜良(江南)，夏曉華坐在他後方，戴項鍊的是崔蓉芝，地點應是華盛頓江南家中。 |
引言（註一）
1984年底，芝山夏家客廳出現來自美國中情局（CIA）的神秘訪客，為了不久前發生的「江南案」(註二)專程來台拜訪夏曉華。「江南案」主角劉宜良(註三)早年受知於夏曉華(註四)，情報局得知劉宜良亟欲報恩心態，曾半推半架夏曉華赴美遊說劉宜良，不要撰寫「蔣經國傳」。待夏曉華遊說無效(註五)，情報局買凶殺人引發暄然大波，美國人直接來到芝山夏家找上夏曉華，當天坐陪的是夏禹九。
夏禹九：講「江南案」與神秘訪客之前，要講一下劉宜良這個人，和沒有見諸媒體，卻在我父親赴東京接受「九十年代」專訪扮演要角的王瞳。
先讓大家理解劉宜良這個人的個性。當年，我們要出國都很困難，如果沒有美國獎學金，要出國得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才可以拿到簽證，而且那時外匯管制，買美金可以去重陽路的銀樓買。當時官價是1:40。申請到出國許可，可以用官價結匯，不然就得到銀樓私底下買，可能會漲到1:46。而劉宜良出國的年代又比我們更早，更艱難。
劉宜良自認已是美國人 中國大陸跟台灣拿他沒有辦法
劉宜良當年到了華盛頓特區，在旅館開禮品店謀生。四、五年後我跟哥哥（夏鑄九）前後到了美國，我也去華盛頓特區找江南，因為他跟我爸很熟，我們小時候就認識他。我去找他，到了他家客廳，他才問夏鑄九去哪？我說夏鑄九去玩，然後就會回台灣。劉宜良對台灣非常反感，他一直叫夏鑄九不要回台灣，他聽到夏鑄九回台灣，就跳起來說「怎麼走了！」然後他就叫當時念小學的兒子出來，問兒子說：「你是什麼人」，他兒子大聲地說：「我是美國人」。劉宜良再問「美國國歌怎麼唱？」他兒子開始唱星條旗國歌。這個印象非常鮮明，劉宜良認為他已經是美國人，所以中國大陸跟台灣拿他沒有辦法。這是他的背景。
後來劉宜良到了舊金山漁人碼頭，也開了禮品店。我1979年回來。1979年是台灣最緊張的時候(註六)，我們在美國不知道。我8月回來，12月發生美麗島事件。夏鑄九一直在Berkely念書，夏林清去波士頓哈佛念書。那時我因為大嘴巴惹了麻煩（註七），進了林試所，好不容易才剛安定了一兩年。當時三兄妹只剩我跟我爸住在這裡。我爸一直想帶夏鑄九的女兒去美國看夏鑄九，但那時夏林清在念書，夏鑄九在台大當講師，薪水也不高（那時台灣教授薪水不高，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錢）。我父親跟我媽媽一直想帶夏鑄九的女兒去看他爸。
劉宜良的稿子 夏曉華一定改
劉宜良一直認為他當年能夠出國，是因為我父親給他一個名義，派他當台灣日報記者。那時候美國對從台灣過去的人管制很嚴。他是以報社名義派去的記者，美國才給簽證。劉宜良到了美國寫了很多信給我爸，或透過人帶話，說他現在經濟比較穩定，要出錢讓我爸過去，我爸不願意。一直到劉宜良開始寫〈蔣經國傳〉，其實他早就寫好了，作為碩士論文，那時在洛杉磯的一家報紙（阮大方辦的僑報）開始連載。當時蔣經國是「最平凡的偉人」，他以前亂七八糟的事情被江南寫出來，被認為對台灣不好。有人就請江南不要講，少寫一點。宋楚瑜那時在華盛頓DC念書，還跟江南當過同學，汪希苓（「江南案」時的情報局局長，派陳啟禮去美國）當時是駐華盛頓DC的武官，劉宜良下筆很苛刻，對汪希苓也很刻薄。劉宜良當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寄稿子來，我爸都有看過，我爸一定會改，當時亂登不是開玩笑的。
說到當時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大家不知道那個利害！登報前一晚，國民黨文工會就會打電話來，要求這個不要登，如果非要登不可，他會交代你要登到第幾版，字要多大。我高中時聽慣了這種電話，高二要準備選文理組的時候，我想讀歷史，我認識讀歷史的後來都去當新聞記者，我爸其實是個假民主的人，我常跟他開玩笑說他跟蔣經國一樣，你們盡量講話，講到真的傷到自尊心時就火大，就「我是爸爸，你是兒子」。如果我讀歷史，我爸新聞界這麼熟，我就一輩子在他陰影底下，第二，沒事國民黨就打電話管這管那，所以我決定還是不要讀，去讀理組。結果是我了讀了理組，還是喜歡亂講話，下場比夏鑄九、夏林清還倒楣。我學森林的，管樹的好像也是會倒楣的。
我們家，我哥、夏林清都是讀文科，只有我讀理科，為什麼？因為我的歷史地理比夏林清不知道好多少，我高中時歷史地理新課本發下來第一天我就當故事書念完了。
劉宜良告訴台灣說客：我只聽夏曉華的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劉宜良覺得國民黨對我爸有虧欠，因為正聲公司是情報局硬把我爸掃地出門。正聲公司是台灣最大的民營電台，宜蘭、高雄都有，先是廣播公司，後來跨足到台灣日報。正聲公司當時營運地非常好，很多有名的節目，包括張小燕都曾在正聲廣播公司的兒童節目。其他民營電台曾來找我父親，說如果電視成功的話，他們就完了，希望向政府要求民營電台要有電視台。據說是蔣經國說夏曉華太過份了，廣播、報紙，還要搞電視，那還了得？
這個房子是夏曉華離開廣播公司後，正聲廣播公司寫了單子，說這個房子留給我父親，這個房子沒有地權，後來才發現這一半還是別人的，只有這棟房子，是有使用執照的違章建築，是我媽畫的圖蓋出來的，很奇怪的房子。
劉宜良覺得國民黨虧欠夏曉華很多
國民黨派出說客找上劉宜良，劉宜良告訴說客說，台灣派任何人來談《蔣經國傳》他都不聽，除了夏曉華。劉宜良心裡想的是，國民黨欠了夏曉華很多，而夏曉華又不願意接受劉宜良的機票，他想要脅國民黨出機票，請夏曉華、太太、夏鑄九的女兒去美國玩一趟。有一天，情報局找我爸去，情報局副局長荊自立，年輕的時候教過夏鑄九英文。我父親從情報局回來，說情報局出機票，要我去美國。為了這件事，我還跟父親吵架，問他：你還相信國民黨嗎？你替國民黨出這種力幹什麼？我父親那時其實是想去看夏鑄九。
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一直到1984年10月夏鑄九打電話回來說劉宜良在自家車庫被人用槍打死。當時當然很緊張，蔣經國還在，誰敢亂講。有很多的說法，但講不出個名堂。我父親的曝光，是1985年1月〈九十年代〉刊登了劉宜良與我父親的七封信(註七)。
七封私人信竟出現在香港媒體〈九十年代〉
那七封信是劉宜良寫給我父親的私人信件，我那時有一個高中同學在香港工作，在香港買到〈九十年代〉，由於七封的最後一封信提到「鑄九」，他看到大吃一驚，馬上打電話給我們說〈九十年代〉登出來，當時我們在臺灣看不到，請他影印寄出來。七封信之所以會被登出來，其中有很多美國跟臺灣檯面下的操盤。我問我父親這七封信原稿在哪裡？我父親是很謹慎的人，說他燒掉了。不然我們可以拿出來說，私人信件怎麼能刊上〈九十年代〉？
這七封信把我爸爸的名字曝光，回過頭來講，〈九十年代〉這本雜誌在美國叫做〈七十年代〉，這本既批評臺灣又批評大陸，我們那時在美國看臺灣的消息，都是透過〈七十年代〉。我後來想想〈七十年代〉發行人李怡一定也跟美國人有關，那他跟台灣政府有什麼關係？竟然可以拿到情治單位手上劉宜良寫給我父親的七封信，然後登出來，這中間一定有很多操作。劉宜良一直認為他是美國人，美國人到全世界放火都可以，但你跑到他家裡去殺一個美國公民，美國人覺得你是太歲頭上動土。那時其實鬧得很兇，但美國政府不希望臺灣完全倒台，而美國的政治也不是完全支持國民政府，如果是蔣經國下的命令，美國人幾乎就不能支持國民黨這個政權。中間的故事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到現在可能都搞不清楚。
我父親那七封信一刊登出來，國民政府要審陳啟禮(註八)的時候，就要我父親去作證，我父親覺得很倒楣，他不願意去作證說是汪希苓派陳啟禮去的。我父親只能講他跟劉宜良的那段故事，大家就抹黑我父親是替情報局工作。我只能說我爸拿了情報局的飛機票，後患無窮。那時國安局局長是汪敬煦，汪跟蔣經國關係非常好。有一天，國安局跟我父親說有美國人要到我家來，由美國在台協會一位會講中文的帶來，當天沒有台灣的官員跟。美國這些調查人員不准臺灣任何官方人員在場，他們在客廳裡就問劉宜良過去的人際關係等，我父親在《種樹的人》裡都有寫，在〈九十年代〉刊登的受訪內容也差不多。這段訪問的內容在美國出版的《龍之火》一書中被寫出來，《新新聞》有翻譯，但已經買不到。
身份成謎的王瞳
我父親底下另一個非常聰明的記者是王瞳。他是非常精靈古怪的一個記者，跟女孩子關係非常好，好幾次帶明星到我家客廳跟我父親聊天。我父親到臺灣日報後，王瞳有時出現，有時不見，沒人知道他在幫誰工作，大家說他招搖撞騙。我父親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候，偶爾會出現，我父親調頭寸時，他也曾幫過，開出兩萬美金的支票讓我父親周轉，一週後還。王瞳的背景到底是什麼，問過正聲公司員工，沒人知道。
夏曉華為了「江南案」到東京接受專訪（註九）
直到有一天，王瞳從東京打電話給我父親，說想談傅朝樞（從夏曉華手中搶走台灣日報）的事，並且出機票把我父親找到東京去。我父親一到東京，王瞳說李怡就住在隔壁（哪有那麼剛好，其實是早就在那邊等），問我父親願不願意跟李怡談。我父親說「好吧」，所以在〈九十年代〉就把整個故事比較有系統地講述。
我一直覺得我父親心底下還是想替國民黨講話，不希望國民黨倒台，我父親的理論還是有點維護，不是蔣經國下的命令，而是把所有責任說到是陳啟禮他們路見不平。這大概是，江南的故事後來被編織成的版本，但到底是怎麼樣，我不知道，因為牽扯到很多人。大家不知道那時有個新導演白景瑞，他跟汪希苓、蔣孝武一起吃飯，陳啟禮也在，飯局中陳啟禮說我們來替天行道。這樣子其實是把蔣孝武稍微保護了一下。
註一：這是「你說對不對」活動第二場的文字整理，時間2014年7月4日。主持人：袁孔琪 與談人：夏禹九
註二：江南案
註三：劉宜良
註四：夏曉華辦正聲廣播電台，劉宜良經過朋友介紹，進入正聲發展。接著夏曉華創立台灣日報，劉宜良跟著一同過去。夏曉華本來猶豫要不要用他，因為劉宜良下筆很衝。劉宜良發生婚變後，想去美國，夏曉華給了江南駐美記者的名義，但沒有薪水可給。江南在美國準備撰寫《蔣經國傳》，作為其碩士論文。
註五：1970年夏曉華因台灣的媒體人身分，受美國國務院之邀去美國，順道與劉宜良見面，對於《蔣經國傳》一事勸他，劉宜良不置可否。1980年前後，《蔣經國傳》在美國刊登，國民黨震怒。國民黨透過文工會（即文化工作會，主管國家意識型態）主任委員周應龍找上夏曉華，要他管管江南，說江南聽他的話。幾天後，機票送到了夏家，夏曉華就到美國，勸了劉宜良，過程中也有信件的往返。當時國民黨情報局以為已經搞定劉宜良，但是《蔣經國傳》仍繼續刊載。
註六：1978年12月15日美國宣佈與中國大陸建交，並自1979年終止與台灣外交，軍事同盟關係。政府立即向美國提出抗議，並且發布緊急處分令，命令軍隊加強戒備，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止，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幾千名不滿美國片面斷交的群眾16日下午跑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註七：
註八：1984年10月15日劉宜良被槍殺，美國報紙質疑是國民黨政府所為，因為劉寫了《蔣經國傳》，當時的台灣媒體並沒有披露這點。次年，1985年1月，香港雜誌〈九十年代〉刊登了劉宜良寫給夏曉華的七封私人信函，信中提到了兩個字「鑄九」（夏曉華長子夏鑄九），於是事件就指向夏曉華。但是這些消息都未見諸台灣的媒體。
註九：1984年11月政府以整治治安為名，發動一清專案，大舉掃蕩幫派，逮捕竹聯幫陳啟禮，吳敦。1985年1月10日政府又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處長陳虎門。
註十：1985年7月份，〈九十年代〉刊登專訪夏曉華，專訪內容包括夏曉華與劉宜良認識的背景、夏劉兩人七封私人信函的來龍去脈。
註二：江南案
註三：劉宜良
註四：夏曉華辦正聲廣播電台，劉宜良經過朋友介紹，進入正聲發展。接著夏曉華創立台灣日報，劉宜良跟著一同過去。夏曉華本來猶豫要不要用他，因為劉宜良下筆很衝。劉宜良發生婚變後，想去美國，夏曉華給了江南駐美記者的名義，但沒有薪水可給。江南在美國準備撰寫《蔣經國傳》，作為其碩士論文。
註五：1970年夏曉華因台灣的媒體人身分，受美國國務院之邀去美國，順道與劉宜良見面，對於《蔣經國傳》一事勸他，劉宜良不置可否。1980年前後，《蔣經國傳》在美國刊登，國民黨震怒。國民黨透過文工會（即文化工作會，主管國家意識型態）主任委員周應龍找上夏曉華，要他管管江南，說江南聽他的話。幾天後，機票送到了夏家，夏曉華就到美國，勸了劉宜良，過程中也有信件的往返。當時國民黨情報局以為已經搞定劉宜良，但是《蔣經國傳》仍繼續刊載。
註六：1978年12月15日美國宣佈與中國大陸建交，並自1979年終止與台灣外交，軍事同盟關係。政府立即向美國提出抗議，並且發布緊急處分令，命令軍隊加強戒備，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止，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幾千名不滿美國片面斷交的群眾16日下午跑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註七：
註八：1984年10月15日劉宜良被槍殺，美國報紙質疑是國民黨政府所為，因為劉寫了《蔣經國傳》，當時的台灣媒體並沒有披露這點。次年，1985年1月，香港雜誌〈九十年代〉刊登了劉宜良寫給夏曉華的七封私人信函，信中提到了兩個字「鑄九」（夏曉華長子夏鑄九），於是事件就指向夏曉華。但是這些消息都未見諸台灣的媒體。
註九：1984年11月政府以整治治安為名，發動一清專案，大舉掃蕩幫派，逮捕竹聯幫陳啟禮，吳敦。1985年1月10日政府又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處長陳虎門。
註十：1985年7月份，〈九十年代〉刊登專訪夏曉華，專訪內容包括夏曉華與劉宜良認識的背景、夏劉兩人七封私人信函的來龍去脈。
（——芝山夏家‧化私為公
踩在歷史中 開一條新路
【视频】［被出賣的台灣］電影題材之一［江南案］秘辛
劉宜良筆名江南，已是美國公民，在美國，死一個人不算大事，但外國情報人員到美國來殺美國公民，這是美國政府不能容忍的。或許江南案是因素之一，迫使蔣經國總統從威權体制走向民主，蔣家不能也不會繼續當總統，民進黨被默認，開放黨禁，報禁，台灣走向民主化，我們現在可以民選市長，總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GTNlpq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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