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義：江南這個可愛的人

江南（1966年）

天下只有一個江南，而且是這樣討人喜歡的一個江南。他交遊遍天下，廣結人緣，只因為有顆善良的心，有毫不做作的熱情和藏不住的直爽。他的敏銳是動亂中國社會下的產物，他的達觀、幽默是從小單獨面對世事磨練出來的。

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相信江南一定在天上撇著嘴生氣著笑罵：“他媽的，都什麼時代了，他們怎麼還會笨到幹這種事兒？唉，唉，唉，搞錯了……”。

江南是江蘇靖江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生在一個鄉下地主的家庭裏。他對自己的生日，還是近兩年才確切知道的。

蘇北的靖江並不安靖，很早被投入時代的熔爐，成為國共鬥爭下的縮影，老百姓在新四軍和國軍來來去去的夾縫中，小心謹慎地求生存。“政治”終究影響到一向是“天高皇帝遠”的中國鄉下裏來了，擁有幾分田地的江南父親變成了“保安團”之類的成員之一。

父親喪命深烙心中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吧，江南還是個懵然半知的十歲孩兒。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清晨，他父親一個人走出家門不遠，傳來兩響槍聲。江南這個長子沖出門口，就在凍土路上看見父親屍體，致命的也是頭上的那一槍。這個景象深深地烙在孩子的心上。他不止一次對我形容過他父親遇刺的境況和家裏的反應，並且認為是土共幹的：“唉，我爸爸那時候也幹了不少共產黨了。鄉下人，知道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還不是鬼打架！”

江南終生不習慣獨居。他嘴巴不信鬼神，不信術士，但他卻害怕獨居——父親的死，常在這時縈繞心頭。命運真是作弄人。

在闊別家鄉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零年，江南又回到兒時的鄉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最早進行土改的蘇北，他的弟妹們，無一受到“地主出身”的牽累。他的二弟順利來到美國，住了近兩年，又堅決的回去做農民去了。淳樸的中國老百姓啊，江南的童心大大發酵。他一面笑罵靖江家鄉的那些“土幹部”：“一個個都躲起來，就是不敢見我，我爸爸十之八、九，一定是這夥人幹的。其實我也看透了，兩邊殺來殺去，單純的老百姓倒霉罷了”。一面又津津樂道：“我小時候就見過粟裕，大將囉，那氣勢就不一樣！紅軍打村子過的時候看到的，沒話說的將才，他沒當到元帥，唉，就是老毛愛耍政治……”。

一九八四年這一次回國，江南終於報了“仇”了。他一回到三藩市的當天晚上，哈哈大笑的對我說：“靖江縣和鄉下的幹部們，這一次全到齊了，‘熱烈歡迎’！哈，哈，哈……好多都是我還記得的人……”。

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人

他實在是個軟心腸的好人。中國的轉變，民族和家鄉的生機，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加上西方式實事求是的訓練，使他對任何事的批評都只有好奇的求真，沒有敵意，沒有仇恨，隨時準備接受修正。

江南二弟從美國回家之後，變成了“萬元戶”。對他，這是很大的安慰，他的大弟正在辦來美手續。

父親被殺之後，祖父對江南這個“頑童”嚴加管教，大約有五、六年之久，算是為他的中文打下基礎。他是個無拘無束的“大孩子”，喜歡自由自在的聽鳥叫、看魚遊，這個嗜好，終生不渝。他其實並不是膽子很大的人，一張兇惡的臉，一只大狼狗，都很容易讓他受到驚嚇。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治掛帥”式的經濟改革開始了。金圓券，銀元券的搜刮，引致物價沸騰，接著上海進行強迫性“經濟管制”。幾百里外，靖江小富的劉家，竟也只剩出門覓食一途。母親帶著十六歲似懂非懂的江南，一路走到孤山鎮，遇到好心的鄉親告訴他們：只有鄉下還可能找到一點存糧。這個大孩子，憑著直覺，不願回到土共控制下的農村，做了他這一輩子第一個重大決定，便告別母親，帶著大弟，往南走了。前途在哪里，他並不知道。到達蘇州，饑腸轆轆，不得不虛報年齡，混進國民黨的隊伍，當兵去也。大頭兵生活混不到幾個月，江南已經受不了了。正私下約定朋友，疊好衣裳，準備逃兵的晚上，猛然聽到共軍渡江的消息，這一下，死心塌地隨著部隊，“敵進我退，敵疲我跑”幾經周折，“轉進”大上海市。自己都仍然大孩子一個，著實帶不動大弟，只好狠下心打發大弟回鄉下。接著部隊上船，江南從此孤單一人，漂泊臺灣。

不惑之年苦讀學位

事後證明，這個江南畢竟有驚人的毅力和勇敢的進取心。他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的文憑，他這一輩子的第一張也是唯一的文憑便是“亞美利堅大學文科碩士”，那時候，他已經四十歲出頭，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船上另有奇遇。江南平時喜歡看報，好奇、好政治、好人物的興趣不止大大發揮，而且斬獲匪淺。他和一位資深軍官，天南地北，談古說今，就在甲板上“煮酒論英雄”起來。這軍官深以國民黨部隊竟能募得如此人才為慶，當場委為上尉。一個芳齡十七，打石頭爆出來的上尉軍官！不能不是異數。

這個上尉，封官不過一年多吧。船到臺灣，部隊整編，江南來歷不明，人又年青，左考右查之下，降級中尉。總之，好歹是個軍官了。

從小就飽嘗顛沛流離、人情世故的孩子，必然是早熟的，在生死、家庭、生活、自立的奮鬥下，臺灣對成長中的江南，毋寧是個大教室。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七年間，有不少驚險鏡頭，當然也有不少香豔刺激。江南能夠發展出豁達明朗的個性，除了環境，只能說是天份。

他知道自己不是拿槍桿子的料，便想辦法混到空軍裏去當政工。他知道世界變了，要靠知識，便自修考進政工幹校。他不喜歡特務的那一套，便主修戲劇。他一知道不會被分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單位去，便藉故與隊長衝突，在幹校列隊舉行畢業典禮之際，自己弄成“被開除”的場面。然後連軍服也不願意再穿，成為“逃官”。在那個殺人如麻的時代，他就是這樣滿不在乎的我行我素，為了自由，他膽大包天。

“逃官”之後開創廣闊天地

一九五四年，江南運氣不錯，他碰到惜才的前軍法官宋運蘭，他碰到瞭解他的傅正（前《自由中國》編輯）。這些熱心的好朋友為他出點子，為他奔走，“逃官”變成“自首”，判“兩年半緩刑”，判“開除軍籍”。順理成章，脫下二尺半，做個好公民。他的第二個重大決定，就此賭贏。只有在事後，他才覺得涼颼颼。

“逃官”逃了一年多，古道熱腸的肖銅不但收容他，還給他一個版面——幫肖銅編副刊，好像是《大華晚報》。身份證有了著落以後，江南到“臺灣製片廠”，日子舒服了，結了婚，生了兒子。接下“正聲廣播電臺”的一個節目，有了當時人人羡慕的摩托車。一九五九年，結婚三年的江南離了婚。

恢復“自由人”狀態的江南，帶著一個兒子，沒有一張文憑，好在已經有了一點社會經驗。生活雖然不寬裕，也不太緊張。像每一個而立之年的男人一樣，在每一個例行公事式的日子中，江南自問：“這就是我所要過的日子嗎？”遍閱世態百相，他已經不信國民黨是真的想要在這彈丸之島中興，一切都像在做戲。

三十歲的江南再次面臨抉擇。他遇到美麗純真的崔蓉芝，一個剛剛從北二女考進政大的大學生，一個讓他鼓舞又讓他自慚的女孩子。她鼓勵他考大學，給他補習。他就在那般艱難的情況下，苦學自修英語，下定決心，要出國。在蓉芝的幫助下，江南終於考進師大夜校，白天在新成立的“臺灣日報”做記者。

對單身在臺的人而言，“出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保證人”就不簡單，何況江南還有“桀驁不馴”的記錄。他努力工作，憑著靈敏的新聞嗅覺，開放的學習心，很快成為臺灣日報的台柱。英語有了基礎，創造了機會，他便以申請到香港採訪做為對當局的一種試探。香港成行後，接著申請到馬尼拉、西貢，都一一成行，於是單刀直入，請求報社派他到華盛頓做特派員。

他說：“學英文，想辦法離開臺灣，這是我這一輩子做得最有耐性的一件事情”。

一九六七年，夏曉華社長批准他來美，由報社代辦手續。江南立刻想到那個始終溫柔地支持了他五年的蓉芝，要帶她一塊遠走高飛，他們結婚了。抵達華盛頓後幾個月，江南就迫不及待地將新婚夫人和兒子接到美國。

他告訴我：“成家總是一種牽掛，碰到真正對你好的人，也只有認了。”在困境裏磨出來的人，他的表達不是羅曼蒂克的細緻，甚至很有一點大男人的沙文。然而對於蓉芝，對於家，他的感情是非常明顯的。

像匹脫韁的野馬，在新大陸得其所哉。江南在華府的記者生涯，可以說得上多彩多姿。臺灣來的權貴、文人、留學生，只要不是漠不關心世事的，都同他有緣。橡樹園主的沈劍虹、周書楷是不得不敷衍他，這些官僚，就畏他的那支筆。做大官以前的宋楚瑜、溫哈熊是他家的常客。同是筆桿子出身的朋友就更多了，傅建中、施克敏、徐啓明、弁冰鋒、林國強都常掛在嘴上。一九七二年以後，他開禮品店。一九七八年，江南舉家遷三藩市，開造型陶瓷店。朋友越交越多，像滾雪球一樣，蓉芝只顧忙著燒菜。像陳治平、俞國基、陳若曦、陳鼓應、金恒煒、陳閩、阮大仁……，一切“騷人墨客”，連同大陸出來的肖乾、吳祖光、王蒙等等，都能在他那個並不豪華的“茅廬”裏，很輕鬆地高談闊論。至於過境高手，像胡金銓、柏楊、阮大方之類，無論舊識新交，都能一見如故，以至每次必會。

爽朗樂助童心未泯

江南的爽朗、博雜樂助是有名的。這種人要是朋友少了，那才奇怪。

大概是童年積太多來不及發揮的童心，江南是隨時有開不完的玩笑。他嘴饞了就上金門公園摸鴨子，嫌鴨子太老才回家的。看到漂亮小姐，他就指著身邊的單身朋友說：“小姐，他說妳太漂亮了，今天非請妳吃飯不可……”，弄得人人臉紅。經過生意太好的餐館，看見客人排隊，他就不聲不響進門吧“Closed”（店關門）牌子掛起來。有時候，人家責問他，他還有一套理由：“反正你做不完，生意分一點給別人嘛。”他的戲謔，常教人哭笑不得。這老頑童自己倒是心安理得，若無其事。

江南真正對國民黨死心，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

那時他在亞美利堅大學念國際政治，居然以學生身份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考查東南亞政治，途徑臺北，到臺北的短暫停留中，江南碰到一位在警總做事的朋友給他通風報信：“怎麼你還在這裏？”說是他在華府得罪了臺灣大使館的某官，因此他送了些對他不利的小報告回臺北。基於對國民黨政治的深刻體驗，江南聞言大驚，馬上取消所有約會，訂了次晨的航機離臺。他形容那種感覺：“直到飛機升空，心口才放下來”。從此不再回臺，連經過臺北的航機也不落。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臧否人物，江南多談“格局”、“才真”、“秉性”，對歷史過程，尤其有興趣。他自己藏不住秘密，也沒有秘密，照他看來：“秘密只不過是洩露得晚一點的事實罷了”，頗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味道。

蓉芝的一手好菜是出了名的，可是他們沒有進中國城開飯館，因為：“中國人圈子太難搞了，是非太多。”江南選上造型陶瓷那種洋生意，在漁人碼頭那種洋地方，就是圖個清靜。平均幾十塊錢一件小東西，一天成交十來件，也就過得去，多餘的時間，便是讀讀加寫寫，有朋友來，就談談談。談的興起，便乾脆打電話叫蓉芝來看店：“有要緊事，馬上來。”而“朋友”者，談得來的皆是也。幸好，蓉芝真是瞭解他。

人雖去風骨猶存

問他為什麼開店做生意？江南的答可以愧死中國幾千年來的文人：“你倒是說說看，今天可以靠文章吃飯的有多少人？恐怕就是李敖加柏楊兩個人吧。幾千年來，文人無行，就是自己站不起來，經濟上要靠人施捨。我開個小店，自己可以吃飯，筆下知道什麼就寫什麼，該怎麼對就怎麼寫，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這就是江南風骨。

我同他深交不過三年，然而至今猶不願接受江南已去，稍微熟一點的朋友，莫不如此啊。想起了他的大嗓門，想起了他的逍遙豁達，想起了他的消息靈通，想起了他為朋友的事團團轉啊。

  (载《中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高魯冀：江南春盡離腸斷——追憶江南先生

崔蓉芝打來電話，說江南逝世二十周年了，叫我寫點東西，以茲紀念。放下電話，腦海裏突然湧出了那首蘇軾的詞，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湮滅。古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想當年，江南兄和我可說都是“雄姿英發”，但如今，他作古已二十載，而我也成為祖父級的人，早生華髮，我頂了一頭灰白頭髮。

老了，記憶力大不如前，但當年的事還歷歷在目。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在舊金山美生堂看一位著名歌星的演唱會，突然聽到江南被殺的消息，音樂會也不聽了，馬上趕到江南在地利市的家。記得他家裏坐滿了人，還有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的人。崔蓉芝說了一句“殺雞儆猴”。

那時我是一位記者，在新聞界頗為活躍，認識很多“總”字輩的人，也經常半夜從夢中被叫醒，有時被紐約中報總編輯陳玉璽清晨四時叫醒，我嘀咕著：“我這才四點。”玉璽在那邊說“對不起，我這裏已經七點了，那篇稿要修改一下。”我們就在電話裏討論那篇稿子，他等著發稿。

還要從頭說起，江南死後，我為查著個案子，動用了許多社會關係，挖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很多消息的來源，我至今也不能講，只能對崔蓉芝說聲抱歉了。

說起江南事件，先要說說胡娜事件，中國頭號女網球國手胡娜，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美國批准，中國為此中止中美文化交流一年。我在一九八四年寫出一篇極具分量的“胡娜事件幕後人物”，不僅發表在《九十年代》上，而且洛杉磯《論壇報》也於八月一日刊出。當時正值洛杉磯奧運會期間，《論壇報》把成捆的報紙扔在中國代表團駐地，中國代表團成員幾乎人手一份。據說領隊李夢華、榮高棠等都看了。在三藩市國際機場我去送轉機回國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時，和兩位記者談起此事，他們都有這份報紙。其中一人說：“這樣的內幕事件，居然公開發表在刊物上，真不可思議。”另一位記者說：“看來作者下了不少功夫，很多事情有根有據，但是，如果不是當事人，他怎麼知道的這樣詳細？”這位記者問得好，此事正是當事人告訴我，我又參閱了美國及臺灣的許多雜誌才寫出此文。

文章寫完後，一位朋友老魏帶我到陳鼓應家裏，由他過目，務必叫人看不出這是臺灣人寫的，而是大陸人寫的。陳看後，一字未改，僅把我的筆名改了。我寫的叫童顏子，他改成為童顏怡。正因為此文章的發表，我在新聞圈裏闖出了點名堂。每當深夜電話鈴響，重大新聞自動找上門來。

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又是這種情況，一個神秘的電話告訴我，陳啓禮殺了江南以後，在美國留下了錄音帶。我問為什麼找我？對方回答是考慮了八個小時的結果，他們認為我可以把這重大的消息及時發出去。我收到此消息後，進行了盡可能的查證，然後就直接去了總領事館。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唐樹備總領事、高有年副總領事已睡了，只有楊宗良領事接待我。他聽我敘述完整個事情，說會及時轉告，至於是否給報社發表，他說由報社領導決定。

我返家，又給香港《文彙報》社長打電話，告之有此重要稿件，他們同意刊登，但一些人名要隱去，此時已是一月七日（香港是八日）淩晨五點了。

一月八日香港《文彙報》刊出這條消息後，美聯社立即向全世界轉發。次日，三十幾個各大通訊社及媒體的電話打到我家裏，我問他們怎麼找到我這裏？他們說，《文彙報》電頭表明，“本報三藩市專訊”了，寫“本報美國專訊”好了。

我那時寫很多文章，很多評論，用了很多筆名，一次一時想不出，就用了香港《文彙報》社長李子誦先生的大名，但我把“誦”改成為“頌”。香港收到稿件，將名字改為“李頌”。而且我收到一封信，把我真當成了李子誦，我趕緊回信，聲明我不是，對方又回一信，說是誤把馮京作馬涼。

2010年5月5日前香港《文汇报》驻美国记者高鲁冀在清华“二校”门前

此消息發表後，我的安全問題成了很多人關注的焦點。FBI說我住的地方太不安全，他們說，如果發現可疑的人，絕不要給他打電話，因為他三分鐘無法趕到我家，要打九一一。而且他們願意為我提供住房，我反問他一句：“你們的房子我敢住嗎？”那位探員也笑了。他的名字叫Tim，原先是位律師，我問他，為什麼舍律師而從事FBI工作，是否因為愛國主義？他回答：more than that！唐樹備也願意為我提供安全住房，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事後高有年副總領事還特別請我在日本城吃飯，對那天晚上總領事和他未能親自接待我感動抱歉，我表示沒有什麼。Tim後來還給我寫了三封信，此信我仍保存著。

後來，有人要出賣那卷陳啓禮的錄音帶，有人感興趣把我叫了去，說他們有錢，想由我出面買。我徵詢了Tim的意見，他不同意我買，於是我拒絕了對方的要求。

在與江南交往中，我接觸了一些不同的人，例如他曾帶我去見臺灣《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出席人還有陳文雄、張富美夫婦，阮大仁等。後來我還幾次與張富美聯絡，她也蠻幫忙的。在此期間我還見過許信良、王拓。江南死後我寫的“江南風雲”在《臺灣文化》上發表，又與總編輯陳芳明有聯絡。

江南的死，導致了臺灣的開放，走向民主，但二十年後今天的現實，恐怕是很多人很難預料的。而我個人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一九八六年，許多厄運、打擊一齊壓向我。我過馬路，竟被汽車撞起來，飛了十呎遠，摔在地上。一位臺灣人說“可以斷言，這是國民黨幹的，臺灣黨外許多人出意外，都是車禍。”我倒不認為如此。

我沒有被壓垮，而是由此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神主耶穌。我不僅自己信了主，帶領全家信了主，更以六十歲高齡，到神學院苦讀兩年，今年五月畢業，獲教牧學碩士。很多人不理解，但我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江南逝世四周年時，我用了一首宋代名臣寇准的詞《江南春》來紀念他。詞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地，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真如司馬光所言，此詞是“一時膾炙”，但總覺得過於悲情。在江南兄逝世二十周年之際，選辛枼疾水調歌頭“盟鷗”四句，以為紀念。那四句是：“明月清風此夜，人生幾歡哀！東岸綠蔭少，楊柳更需栽。”

寫於二OO四年九月一日

（載台灣《傳記文學》二零零零四年十月號）

林博文：江南事件衝垮了蔣經國時代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深夜，美洲《中國時報》紐約編輯總部接到一通來自三藩市的緊急電話，告知作家江南遇刺身亡的大消息。總編輯周天瑞放下電話後，告訴我們說：“江南被殺！”我們都震駭不已。天瑞隨即和採訪主任胡鴻仁商量如何採訪這件驚天動地的大新聞，龔選舞建議訪問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陸鏗和加州《論壇報》負責人阮大方。胡鴻仁立即打電話採訪，周、龔和我以及其他同事，開始談江南其人其事其文，大家同感唏噓。第二天，美洲中時以頭版頭條的顯著地位，報導江南的死訊。

半個月後，編輯部同仁托龔老向加州《論壇報》訂購數十本江南所著的新版《蔣經國傳》，我買了兩本，一本航空寄給蔣經國的親家俞大維。那時我常航寄台灣看不到的書籍和文章給這位愛讀書的老先生，數量極多，台灣特務還為此調查俞公和我的關係。江南事件發生後，俞大維頗為震驚，他說汪希苓是個人才，不知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很為汪感到惋惜。七十年代初，我到美國留學，最快樂的是就是拼命看“禁書”，其中包括江南以“丁依”為筆名、由香港文藝書屋出版的舊版《蔣經國傳》。

十一月十一日，開報僅兩年的美洲中時關門了！停刊的原因很多，政治因素居首，台北一些黨政大員和報業巨頭，視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為眼中釘，常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蔣經國的面，指控美洲中時“不愛國”。一九八四年七月，洛杉磯奧運，中國大陸選手首次出征，表現優異，美洲中時以同為炎黃子孫的立場，大幅報導大陸隊奪牌消息，美國和台灣右翼人士，大為不滿，紛向“有關當局”告狀。同年九月，美洲中時社論批評雷根總統，又有人向當局打報告；十月中旬江南案爆發，美洲中時大做特做新聞，十一月中旬即猝然停刊。

美洲中時關門後，我再度回到中報主持編務，其時江南案新聞最熱門，我也寫了幾篇社論分析該案。最遺憾的是，我沒見過江南。一九八〇年秋天至一九八二年初，我在三藩市《遠東時報》工作，在市區住了一段時間後，即搬至三藩市附近的地利市。有幾次總編輯俞國基提議去找江南聊天，聽他“蓋”兩岸政治和月旦當代人物。每次我都因別事纏身，而未能赴會。江南和我皆住地利市，而我又心儀其人，竟緣慳一日，現在回想，悔憾極了。

沒有疑問的，江南事件改變了台灣的前途，吹響了蔣家王朝的喪鐘。江南事件以後，蔣經國變了，國民黨變了，台灣也變了。蔣經國晚年說了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促成蔣經國心有所感而說這句話的原因，就是江南事件。不論蔣經國、蔣孝武有沒有下令或暗示汪希苓刺殺江南，不管汪希苓是真的自己出主意或是堅不吐實，江南事件把蔣經國搞慘了，他的身體遭受嚴重的糖尿病所折磨，他的心思被棘手的江南事件所煎熬，他痛苦萬分，但又一籌莫展。汪希苓曾是蔣經國的愛將，他刻意拔擢汪，把汪從海軍系統調至情治系統，他對汪說：“要找到一般的好海軍將領很多，但找到好的情治人員不太容易，我考慮以後，讓你到安全局！”汪後來調至國防部情報局。

蔣經國跟隨父親到台灣後，即接手黨務和情治，對情治業務興趣尤大，五、六十年代外國媒體都指明他是台灣“情報頭子”。小蔣心機多，為人深沉，愛玩情報，也要他賞識的汪希苓獻身情報工作，結果害了汪希苓，也害了自己，更害了江南！

台灣必須依附美國的保護才能生存，這是台灣最幸運的事，也是最悲哀的事。韓戰、美援、美國協防台灣、季辛吉秘訪北京、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陸之門、美台斷交和江南事件，乃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左右台灣命運的幾件大事，這些關鍵，無一不與山姆大叔有關。江南事件發生後，蔣經國不只一次把江南事件和美台斷交，相提並論，可見其石破天驚的震撼力！

八十年代，有五種動力深遠地影響台灣的前途和命運：一為蔣經國健康急速惡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二為江南事件；三為島內黨外運動如星火燎原；四為美台斷交；五為兩岸關係萌生變化，前往大陸旅遊、和大陸做生意、老兵要返鄉等，蔚為風尚，反攻大陸招牌收起來了，“勿忘在莒”的中心思想動搖了。在這些內外因素的衝擊下，蔣經國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他是個很會玩政治的聰明人，他瞭解到他必須順應時代潮流，否則台灣將不堪設想。他過去最愛說：“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這句豪語已成煙塵舊夢，他只能躺在病榻上喘氣，哀歎時代的無情。

蔣經國從他父親手中接下了權力，他又何嘗不想把他的權力，傳給他的兒子。然而，三個不成材的兒子，使他憬然於蔣家第三代也許不是充當國家領導人的材料，但他很疼愛、甚至溺愛孩子，花心血培植他們，讓他們嘗嘗權力的滋味。權力腐化了蔣家第三代，亦腐蝕了蔣家的統治基業。江南事件和本身體能情況太差，迫使蔣經國完全放棄第三代掌權的念頭，也使他痛苦地瞭解到很多事情他已無法掌握。那是一個急遽變動的時代，江南事件加速了台灣的變動；而重病纏身的蔣經國，沒有能力阻止變動，只能識時務地順應潮流，推動改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江南事件雖使國府形象受到重大傷害，但美台實質關係並未受損。在外國暗殺左派和親共領袖，乃是中情局的家常便飯，華府只是不高興台灣特務和黑道在美國本土殺人，觸犯美國法律，雷根政府還是照樣賣武器給台灣。蔣介石時代，台灣對美外交是由宋美齡主導，今年五月我專程到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閱看宋子文檔案，看到宋美齡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寫一封英文信（蔣夫人只能寫英文信）給他的哥哥宋子文，批評國府駐美大使蔣廷黻不懂外交禮節。事緣蔣經國當年訪問華府時，蔣大使在雙橡園設宴為太子接風，國務卿魯斯克等美國政要應邀赴宴，但蔣大使未舉杯向甘迺迪致敬，亦未發言，更未請魯斯克講話（魯已準備了講稿）。宋美齡說，蔣廷黻“這種違背外交禮節的做法，實為聞所未聞。”蔣大使的失禮行徑，當然是蔣經國返台後，向她告狀的。

蔣介石死後，宋美齡仍想繼續主導對美外交，蔣經國不願放權，氣的宋美齡遠走新大陸。蔣介石的御醫熊丸在口述歷史中，提及母子為外交問題失和：“夫人便對蔣經國先生說：‘好，如果你堅持己見，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國紐約，一直都不回來。而經國先生的個性都很強，他決定的事情便一定要辦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見。”

江南事件使蔣經國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是，他讓宋美齡看笑話了，看他把美台關係弄得一塌糊塗，太沒面子，而小蔣又是極好面子的人，他不能想像宋美齡和他最討厭的孔二小姐，如何在背後批評他、訕笑他。小蔣最擔心的是，江南事件會損害美台關係，他指示在他晚年最獲寵信的郝柏村說：“安全局及情報局絕對不得在美從事情報活動。”

要來的總是要來的，會變的總是會變。對台灣而言，江南事件是人為，也是天意。蔣經國提拔汪希苓，汪希苓效忠蔣經國，兩個人一起走向敗亡之路。國民黨老是喜歡跟黑道勾肩搭臂（如蔣介石與杜月笙），國民黨特務又老是喜歡暗殺異己，特別是學者和文人（如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陳文成），他們到美國刺殺江南，害怕他會在《吳國楨傳》裏大曝小蔣的黑材料。結果蔣經國政府遭天譴，蔣經國自己也在江南殉難後不到四年就咯血而亡。

美台斷交和江南事件，都發生在蔣經國時代，前者是歷史的主流，後者是時代的暗流，也把台灣沖到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施克敏：江南或可少有遺憾了

江南、次子刘家禾、崔蓉芝1984年10月初摄于Daly City家门前

二十年前的這個月，江南在美國三藩市灣區寓所，遭謀刺去世。二十年來，歲月滄桑，國際、美國、臺灣及中國，人事全非，只有一樣未曾變易，此即江南好學、上進及好友的典範。

我所以說，江南遭“謀刺”，是因為這是有過預謀的，且遭槍擊去世。凡此謀害人命，基於政治因素，為天下民主、法治、人權立國者之大非，其中是非、責任及懲處問題，二十年來大致已釐清，不是本文研討的範圍。筆者有幸身為江南生前好友之一，傷感之餘，懷念他的，是他遺下的好典範。

江南年少隨軍隊流亡臺灣，先念政工幹校，藉故輟學，改念師大夜校。他改行細節，正詮注了他是個好學且上進的青年。

他的英文說得很好，全靠自修，且擅於寫作，曾是聯勤總司令溫哈熊上將年輕時的學生。一九六七年仰賴他自修英文及適當安排，與夫人崔蓉芝女士一家移民美國。起初定居Arlington，到了華府近郊，旋即上The American University 念東亞研究博士學位，成了林邁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的高足。由於他好學上進，就學期間，是林邁可爵士府上常客。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巧遇學林之士，馬上趨之若驚。學校的名教授都是他交往的對象。比如說，曾任臺北美國新聞處處長的Ralph Powell斯時在AU教書，也成為江南當年常交往的恩師之一。

他勤奮好學，每天六時破曉必起身，加強英文及勤於著作。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國民黨失去大陸前後的政治鬥爭、整肅文人及新聞界人士，如數家珍。對毛森在上海橫行及戴笠的特務技巧往事，可細說不遺。

江南也是個極為謙沖為懷的文人，因仰名其學術地位及家世背景，結識曾任淡江文理學院院長的居浩然。有一次在寓所接待居先生，提及胡秋原先生與李敖先生的筆戰，江南示出他得意著作一篇，高傲自持的居先生，看完他的文章，居然說他“行文不潔，中文還要像英文一樣，多加油”，弄得當場有點尷尬。事後送走居浩然先生，江南對我說，中文跟居浩然比，他還是差很多，還要多琢磨。他就是這樣一個不時謙虛自省的人。

因為他好交友並仰慕名士，府上經常是高朋滿座。當然，江南必同意我的看法，因為他生前也曾多次提及：他有個好客且善烹調的夫人崔蓉芝相得益彰，長年賓主皆歡，特別是近鄰常交遊的朋友，傅建中、續伯雄、林國強、丌冰峰、枼超然和我等人，常在吃晚飯前接到去他府上用餐的電話。也因如此，他的好學和好客個性，伴隨而來給他若干領導才能，成為一個社團領袖群倫之輩。可惜具此才能，五十出頭即因政治因素，遭致非命，令人感慨系之。

除此而外，他又有充沛的活力、樂於助人，並與人共樂，前面提及枼超然先生，他是來自香港，原是總統府資政之一枼明勳的胞弟。枼超然在大陸變色後，留居上海，後來在文革以後與夫人張美心逃到香港，江南遊港時而結識，後來移民美國，受到江南及崔蓉芝多方照拂。後在美經商有成，並成為江南的至友。可惜江南遷出華府定居灣區後便失去聯繫。

江南移民美國，主要是受到當時正聲電臺董事長夏曉華之賞識，派他到美國，江南生前不時提及夏曉華先生過去多方提掖之恩，並在夏先生訪美時，曾多方照應接待。他也是這樣一個知恩善報的人，令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提及，夏曉華先生是他一生中最感念的恩人。因有夏先生垂顧賞識，他才有幸奉派來美。他的名言之一是，夏先生派他到華府，是他此生所獲任何人的最貴重禮品。他又常說：大家給子女最珍貴的禮物，就是把他們帶到美國來，或使他們出生在美國。令人悲慟的是，這個江南眼中完美的國度，卻成為他生命的終結地。

也因為他好友、上進與活力，凡是身懷技藝及學識，江南均樂於助一臂之力，使其來美或訪美。當初臺灣學界有名的國畫藝術家、文化大學學者陳丹誠教授，就曾受江南之助，在一九六九年經他與耶魯大學聯繫，而來美訪問，並到耶魯大學獻藝。江南親自駕車從華府出發，往返需時七小時，送陳丹誠教授到耶大從事學術交流的工作。環顧過去二十年來旅美人士，再物色類似江南如此熱心、樂於助人，似已不多見矣！

若江南如今存世，當有七十三歲。他一生憧憬的美國，已成世界唯一超級強權。蘇聯已分崩離析；或許美國在世界的道德領導力，因一位總統緋聞在法庭撒謊無事、伊拉克Abu Greibb監獄虐待囚犯案，及大公司領導人連連舞弊案，使人心一時為之頓挫，但它依然是廣受人欽羨的國度。

臺灣的民主法治也許有待當前朝野共同的努力，但是以亞洲四小龍之身，晉身世界電腦業首屈一指少數國家之列，且是Freedom House評定的“完全自由”民主國家。類此國家、在亞洲只有三個。

中國人民的生活及人權仍有待持續改善。至少，中國已是世界生產力的“電廠”（Power House）之一，產品行銷世界。

嫂夫人蓉芝，已有愉快歸宿，且家禾已有極美滿婚姻，全家圓滿。

江南已安息整整二十年，在另一個世界或可少有遺憾了。

（載台灣《傳記文學》二零零四年十月號）

陸鏗：江南不死——兼論蔣經國為什麼要殺江南

崔蓉芝、陆铿

《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劉宜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美國三藩市地利市（DALY CITY）自宅車房，被台灣政府派出的竹聯幫首領陳啟禮指揮兩名殺手吳敦、董桂森殺害，三槍斃命。引起了海內外極大的震動，并形成台灣政府走向民主的一個轉淚點，摧毀了蔣經國傳位給兒子蔣孝武的計劃。為了平息內外輿情，蔣孝武外放至新加坡。蔣經國還不得不順應民主潮流，開放黨禁、報禁。

因此，可以說，江南是用他的血為台灣民主大業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可歌可泣的貢獻。從歷史角度看，江南不死。

江南一九四九年隨國府撤退到台灣，時年十八歲，曾就讀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和政工幹校，兩度做蔣經國的學生，對蔣經國有了直接印象。繼後在正聲廣播電台和《台灣日報》任職，又聽到很多蔣經國的故事。

一九六七年江南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赴美工作，並在美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就定為《蔣經國傳》，且已收集了大量的有關資料研究。後雖為生活所迫，改而從商，論文擱淺，但仍陸續撰寫蔣經國的故事，發表於港刊。蔣介石逝世後，《南北極》月刊社且集結《蔣經國傳》出版。一九八三年經江南本人增補，在美國加州《論壇報》正式刊出《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畫入微：激動起來，涕激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可以這樣說，世界上了解蔣經國的，除經國本人外，大概就要數江南了。

也許正因為江南太了解蔣經國了，故經國必欲去之而甘心。此種情況，歷史上累見不鮮，曹操之殺楊修，即一例也。

江南被殺的第二天，消息傳出，全美華人為之震動，《中國時報》美洲版採訪主任胡鴻仁找到當時正在紐約辦《新獨立評論》的我，請以老記者身份，對事件作一判斷。我未加思索地衝口而出說：“江南命案，不是仇殺，不是財殺，不是情殺，而是政治謀殺。”

翌日，《中國時報》美洲版在頭版以顯著標題刊出我和另一位接受訪問的阮大方的看法。大方就是代表《論壇報》與江南聯繫將《蔣經國傳》在該報刊出的經手人，國民黨當局為了破壞此舉，甚至動員到大方的父親、前《中央日報》社長阮毅成先生，以越洋電話勸促大方停刊蔣傳，大方覆以“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主的”。事實上，該報確是一批專業人士合組而成。基於這一勸阻事例，大方結合從白狼等處聽到的風聲，對江南被殺與蔣傳不無關聯的聯想油然而生。因此，他的看法和我相同。

《中國時報》本來就因自由派作風，在國民黨內備受攻擊。尤其有曹聖芬其人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中時》董事長余紀忠面，直指《中時》“為匪張目”。乃至陸、阮兩人關於江南命案之談話刊出，從國民黨保守分子的觀點看，自是“大逆不道”。而台灣當局在江南案發之始，即強調與政治絕對無關。故爾點出此案政治要害，就成為美洲《中國時報》被迫關門的原因之一。

附帶一提，我與崔蓉芝的結識，也就因為她看到了我的有關談話，邀請我做為在紐約舉行的紀念江南遇害座談會的主要發言人之一，而開始建立了情誼。

我根據長期記者生涯對國民黨、特別對蔣氏父子的了解，以及國民黨退到台灣後，政壇勾心鬥角、暗流湧動、白色恐怖事件層出不窮之關注與研究，認定江南被害，寫《蔣經國傳》是遠因，寫《吳國楨傳》則是近因。並判斷蔣經國之所以起意殺江南，除了對江南以他為研究對象早已不滿外，是他經不起吳國楨對他的揭露。

單拿江南一九八四年三月（死前半年）到美國喬治亞州薩瓦那訪吳國楨後寫的《吳國楨八十憶往》一文所揭露的政治內幕，就夠蔣經國招架的。

例如，吳因不滿蔣經國以特務手段干擾施政而請辭台灣省主席，蔣介石派黃伯度傳話，只要吳答應和經國合作，愿當行政院長，可當喜正院長；愿當院長兼主席，亦可，悉由他挑。而吳一概謝絕。用其告江南之語，即本“疏不間親”之理及“急流勇退”之為德也。

後來，蔣介石當面問吳，吳直陳以對：“經國兄當然我是要幫忙的。總統叫他管特務，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務，做點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我當盡心協助。”

蔣老先生的反應是面露不豫之色說：“我今天頭疼，改天再談。”

江南在其揚吳（國楨）抑蔣（經國）文中，還暴露了經國製造車禍，有意謀害吳氏夫婦經過，這也是犯大忌的。

《蔣經國傳》一波未平，《吳國楨傳》一波又起，引起經國震怒，可想而知。江南明明知道蔣在西伯利亞養成之冷酷心態，對消滅異己，絕不手軟，而他偏偏要觸逆鱗，實性格使然。而經國已居總統之位，祗要當著部下特務頭子罵上兩句，自然有人會深體上意，消滅悖逆。這也就是為什麼精明能幹的汪希苓中將終於因這一悲劇犧牲了錦繡前程，成了江南悲劇的可憐配角。

但江南沒有白白犧牲，正如江南事件委員會主席王靈智教授在紀念江南遇害十週年會上說的：“江南事件對整個台灣的政治演變肯定有重要的影響。台灣黨外利用江南事件暴露了台灣政府的腐敗，利用江南事件爭取民主空間。今天台灣演變成一個民主社會，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年前的江南事件。”

謝善元和林博文兩位學者分別在美西和美東不約而同地指出：一般人都有這樣的看法，蔣經國想要傳位給他的兒子蔣孝武，但江南事件引起的震撼力太強，“國府情治系統竟然捲入殺害海外異議分子，完全摧毀了蔣經國傳位給兒子的企圖。”國內國際的強大壓力，迫使他不得不公開宣稱，蔣家的人沒有接班的可能。台大名教授胡佛遠在十年前於紐約，即和筆者談到，江南案對台灣走向民主起了微妙的促進作用。

不可否認，江南事件對美台關係也發生重大影響。美國政府對台灣為了維持政權，而使用的各種手段，如秘密購買包括導彈在內的美國武器是支持的。但對台灣竟利用黑道到美國來暗殺一個美國公民，美國各界都感到非常憤怒。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建立在華盛頓的美國殉職新聞從業人員紀念碑，由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揭幕。紀念碑上鑴刻了包括江南在內的從一八一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百八十三年來殉職的新聞從業人員九百三十四位的名字。

江南是在這個碑上的唯一的華裔人士。

希拉蕊揭幕後獻詞說：“進入戰地的人，只有醫療人員和記者不帶武器。新聞從業人員甘冒生命危險，目的在尋求真相。記者可能敵不過暴徒或子彈，但記者報導的新聞，卻有可能擊退一支大軍，改變很多人的生命，或維護民主。”

江南以他的血，澆灌了台灣民主之花。而今形骸雖已化滅，但他維護新聞自由、促進民主的功績，卻永垂不朽。

江南不死！

一九九六、九、 一記者節、於台北南港

【編者按：陸鏗先生因年事已高，寫稿很吃力，故用這篇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寫成、但一直沒發表過的“蔣經國傳、代序”來紀念江南。】

——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柏楊：槍聲三響撼金山——江南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一九八四年，距現在二OO四年，整整二十年。就漫長的歷史腳步，二十年不過眨眼之間。時間本是無情物，過濾了千千萬萬的大事、小事。就人生短暫而言，二十年，卻是一個漫長的歲月。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回首往事，歷歷在目。江南爽朗的性格，比思想還要快的語言，以及他那高分貝的震天大笑，點點斑斑，還在眉前。可是萬種友情，不敵三聲槍響：“槍聲三響撼金山，我來灣北哭江南。陡覺渾身如潑水，頓驚亡友已入罈！”而今，槍聲已杳，而哭聲仍在。可以想像他在進入車庫，準備開門出發的時候，愕然發現槍口正對著他，當時驚訝的程度，雖然不在場，但我能夠聽到他的呐喊：

“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是不是找錯了人？”

“砰！”槍聲隨著扳機扣下，就是回答。

就在這一刹那，江南奉獻他的生命，跟他的鮮血，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了蔣中正及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經墮落為赤裸裸的權力，一個多行不義的權力。

兇手確實沒有殺錯人，而是江南為他的錯誤判斷付出代價。江南非常聰明，他認為蔣家父子跟他一樣聰明，不會愚笨到竟然派黑社會殺手，去美國刺殺一個異己的文化人。顯然地，江南到臨死都沒有發現他的對手並不是一個所謂的執政黨，只是一個黑社會的特務統治系統。特務統治手段的特徵，使他們永遠無法瞭解，殺死區區一個江南，在國際民主社會的形象上受到的傷害。過去楊虎城、聞一多遭到暗殺，處在國、共鬥爭的私家門庭之內。“陰天關起門打孩子”時代已過，現在，萬萬沒有想到殺死一個華裔美國公民，反應出兩蔣父子政權末期，特務對於自己的情緒完全失去控制之外，一個江南之死，竟會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

兩蔣父子政權的基礎是特務系統。對內，特務系統和軍法系統結合，在名噪一時的白色恐怖時代，利用死刑和監獄來剷除有獨立思考、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對外，特務系統利用黑社會，造成華人世界的驚恐和懾伏。

江南是不是第一個這種殺人滅口的被害者，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他卻是最後一個被害者，以後他們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也再沒有機會重犯了。美國強大的偵察能力，幾乎立刻查出兇手就是竹聯幫的幫主陳啓禮。而當時我聽到的傳言，美國西岸所有自由派的華人知識份子，人人自危：“誰是下一個？”“我是不是下一個？”美國國務院立刻譴責：“臺灣就是學不會。”這些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江南之死，對國民黨的瓦解，顯然地有催化作用，那就是他使每一個文化人都處於：“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往旁邊讓一步，則砍掉雙腳。”把手無寸鐵的文化人逼叛、逼反，這是蔣家政權特務系統最大的貢獻。江南地下有知，他會為老友們仍記得他而有所感動。我們，不過一個螢火蟲，而江南更做了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應該十分滿意了。

最後的歎息：做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好難！

1985年4月4日，台湾军事法庭传讯涉嫌执行杀害刘宜良任务的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图中）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張國雄:曾經滄海 萬裏魂歸——江南遺骨歸葬黃山追記

今年（二〇〇四）是江南被害二十周年。他的骨灰先是暫厝於美國三藩市南郊一處墓地。七年後，遺骨由夫人崔蓉芝抱持，越洋萬裏歸葬於故國黃山。我全程陪同，參加了在黃山墓園舉行的葬禮。回美之後，由於某些私人原因①，我沒有片語隻字記述這段行程。如今時移勢轉人事代謝，我覺得還是應該作一追記，作為對江南的懷念。也作為我自己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旅行，留下一個記錄。

一九九一年五月某日，蓉芝打電話給我，說江南遺骨歸葬祖國的事，大致已安排妥當。墓地選在黃山的龍裔公墓。她邀我同行，我當然義不容辭。其後我先陪她到江南骨灰暫厝之地，親見墓地工人將骨灰盒掘出，清理包裝後交給蓉芝。由於蓉芝要配合她雙親的行程，所以安排我獨個先行。她又告訴我，吳祖光先生也參加葬禮，已從北京飛抵上海住入“上海賓館”。我到後先與祖光先生會合，然後同機飛屯溪進黃山。因為我和祖光先生原是相識②，當時他在中國很有名望，也有相當的政治地位，我隨他一起行動，會得到照顧和方便。我非常感謝蓉芝的細心，也很佩服她辦大事的能力。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三藩市國際機場搭乘上海的中國民航班機。臨行蓉芝交給我一大箱書《紀念江南》③，用以分贈給在中國的親友。那箱書真稱得上是一龐然大物，而又沉重無比。我很擔心，在上海機場過關，不知道會有些什麼樣的麻煩。非常出乎我意料的，在上海下機後，拖拉著我的幾大箱行李和那一大箱的書，到達關口時，那年輕的關員，笑嘻嘻地問過箱中是紀念江南的書之後，只客氣地問我是否可以送他一本？連我那幾只皮箱看都不看，就蓋章放行了。頓時我真是覺得松了一口大氣；同時也警惕到中國政府辦事之效率與周密。關員如此輕易放我過關，顯然是事先奉到明確指令；對我這入境之人與攜帶之物，早已了然於胸了。

出關之後，與來接的江南的弟弟劉旭夫婦見了面，然後合乘一小巴士去上海賓館。當時是下午三時左右，吳祖光先生已先到達開了房間，但又外出尚未歸來。因為登記簿上有我的名字，所以服務生就開了房門讓我進去。劉旭夫婦略坐了一會兒，怕我長途飛行勞累，要我多休息。互約在黃山見，他們就走了。

因為蓉芝曾告訴我，上海僑辦有一位張家騮主任，不妨聯絡一下，遇有需要時可以多得一些照顧。我撥了電話過去，不到半小時張主任就到賓館來了。中等身材，穿著輕簡而頗有品味。態度親和、言談從容，很有學者氣質。交談一陣之後，他就託故辭去了。這時，我不知道祖光先生什麼時候才會回來。我四十多年沒有回過祖國，甫抵上海，有點不敢輕率走動。而剛剛經過長途飛行，也感覺有些疲勞。就和衣上床去打盹。等聽到房門聲音驚起時，已是將近午夜了。祖光先生是早已算好我該到了，也許樓下櫃檯已告訴他我在房裏。所以他進門開燈見到我，笑容滿面絲毫沒有意外的表情。那時我們已經有近乎十年沒有見過。他已年逾古稀，看起來卻精神奕奕。這時候剛在外面忙了一天回來，也不見一絲倦容。他對我說明下午是參加影星白楊的婚禮去了。這一說我倒有點悵然。假如我早到半天，也可以隨吳先生一起去道個喜，開一開眼界。④

閒話說過，祖光先生忽然問我：晚飯吃過沒有？得知我還餓著肚子時；因時過午夜，賓館餐廳早已關門，就帶我到街上胡亂吃了一些東西。我身上沒有人民幣，吳先生替我付賬。並且告訴我不必介意。我們這次黃山之行，食宿交通一切費用，蓉芝已經全部列入預算了。

吃罷走回賓館。一路上就自然談起江南。記起祖光先生一九八三年遊三藩市時，江南與我陪他參觀藝術宮，在粵菜館飲茶。種種情景歷歷在目。接著又談起江南遇害、江南一生際遇、江南的才華與成就。太多感慨，太多歎息。回到賓館，一直談到東方既白。

次日（五月二十六日）淩晨，兩人匆匆梳洗，吃了點東西，就乘車直奔機場。我提著書箱行李，緊隨著吳先生上了一架小飛機。約一兩個小時抵達屯溪，已有專人在接。一輛小汽車把我們送到屯溪招待所。我們見到了招待所的負責人，是一位頗會交際的人物。對我們表達了歡迎之意，又介紹一位先一日從臺灣來的新聞記者周幼非先生。晚餐極為豐盛；我在美國吃膩雜碎粵菜，面對桌上這些純粹中國佳餚，硬是不顧禮儀地大吃了個夠。

飯後，天已全黑。主人們忽然一個都不見了。一絲寒意悄然在背脊上滲沁。我意識到已身處在一個不能自主的環境裏。祖光先生似乎也有感覺，提議到屋外走走。飯廳後面是一條小小的石斜坡。走上一二十級，有一座已經頹敗的竹亭。月色昏暗，頗有些聊齋裏的情景。我和祖光先生都默然不語。那位記者周先生卻一直義氣風發地評論者江南事件種種。又告訴我們，他來時經過上海曾訪問市長朱鎔基如何如何。這樣又混了兩三個時辰，招待所那位負責人找上坡來。他告訴我們：明晨六時有專車送吳祖光先生與我入黃山。記者周幼非先生則以“家事家辦”的理由，被拒入山。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就有人來敲門，請我們起床。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早點，和周記者話別。我又拖著書箱行李，跟著祖光先生，登上了等在門外的汽車。車上除司機外，旁座還有一位青年幹部。從招待所上山，行駛於只容一車的土路。兩旁都是荒草雜樹，一路顛簸塵土飛揚。每轉進一個路口，都有一名武裝守衛揮旗攔車。等那位隨車青年幹部搖開車窗出示文件，才被放行繼續前行。

大概走了兩個鐘頭，車子到了一處山頂一幢木樓前停下。那裏就是黃山龍裔公墓的辦公室。下車後，我見祖光先生交給司機幾百人民幣。原來這是公家安排的自費包車，車資當然又在蓉芝的開支預算之內了。

和辦公室的人員接頭之後，才知道蓉芝和家屬還要稍晚才能抵達。我從行李中取出照相機和攝錄機，就和祖光先生繞到墓園正面去。我不確知墓園有多大的範圍，從前面巍然雄峙的石牌樓望進去，林木豐茂鬱鬱蒼蒼，很有寫龍脈靈山的氣象。正面華表石匾上，大書“龍裔公墓”四字。登階入門，迎面就是江南之墓。墓由黑色大理石砌成。正面刻著吳祖光親題的“山河永戀”四個大字。石墓上方豎立一座三四尺高漢白玉雕刻的江南半身像；面貌逼真傳神，且有一派飛揚的氣勢。據說這雕像出自國內名家之手，七雕七毀才完成這最後的傑作。我走進墓園時，江南墓旁已放滿了鮮花和輓聯。文學家常以景抒情，描述悲悽之事時，多以淒風苦雨為陪襯。這天黃山墓園之上，正是烏雲重、積煙雨淒迷，滿山籠罩在陰鬱的哀傷的氛圍中。

八時許，蓉芝與親屬到達墓園。葬禮在哀樂奏鳴中開始。那特大的高音喇叭播出的淒厲悲音，伴隨著江南親屬中幾位長輩女眷的放聲嚎啕，加以大雨滂沱，真是山川動搖天地同悲。我則不停地在豪雨墓地奔馳，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亡友的飾終之典。

江南遺骨歸葬黃山，說來也是落葉歸根再無遺憾。吳祖光先生也不幸於三年前過世。祗有我仍殘年倖存，作為追記。我是個宿命論者，生死有命，不能與天爭，也不願與天爭。自己告誡自己，認命就是知福了。

注釋：

①　當時中國政府批准江南遺骨歸葬黃山，原則是“家事家辦”。不許外人（尤其是新聞記者）參加，以避免渲染成政治事件。當時主控此一專案的是國台辦的唐樹備先生。唐先生任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多年。那時我任職報館，與他熟識。此刻照“家事家辦”原則辦事，阻擋了許多政要名流、新聞記者入山，卻對我網開一面。想是他確知我是江南摯友，而又相信我的人格，不會明知故犯幹犯禁律。我為了不負唐先生這一信任，就沒有寫作任何報導。

②　吳祖光先生一九八三年遊訪美國三藩市。江南引見我與吳祖光先生相識。當他知道我也從事戲劇寫作時，非常高興地說：這下我們有了共同的語言了。

江南與我陪祖光先生遊覽了三藩市藝術宮。在小華埠粵菜館飲過茶。我又陪他看過一場美國電影；

艾爾·帕西諾主演的名片：《疤面人》。

③　《紀念江南》一書，是江南遇害後各界組成的“江南事件委員會”編印發行。其中輯有江南生平、著作、遇害經過，及親友悼念，各界評論等。七百餘頁，中英對照，圖片甚多。

④　中國老牌影星白楊女士，一九八五年曾在美國三藩市小佇。蓉芝邀我及內人黃勻霓陪她四處漫遊。曾一起吃小館，逛購物中心。記得她買了些開罐器之類家用物品。

郭冠英:同室操戈，江南一葉

 

“山河永戀”，江南的墓碑上是這四個字。

他死二十年了，孤獨的埋在黃山下的一個湖邊。

他生在中國，死在美國，葬回中國。他一生想做美國人，他說給他子女最好的禮物，就是讓他們生在美國。但他忘情不了中國，攬鏡自照，看到的仍是個中國人。

“苦戀”或許誇大；“長戀”應屬持平。可惜，竟又是這種感情，使他又回到中國，埋骨故土，魂牽兩岸。

二十年了，美國人不會談他，因為他不是為美國而死，他反是誤信美國而死。中國政府不會談他，執政者與他沒感情，他們還曾為敵；完蛋的那個在處理後事，或也知落到今天，與殺江有關，但它無心也無力反省，何況就算“罪己”，也為時已晚。

墓誌銘上有這段話：“江南難身處異邦，和風日麗時有祖國山河之戀，春花秋月長懷葉落歸根之願。深以國事分則損、合則益，耿耿此心尤遭忌疑。”

江南在《蔣經國傳》中第一個感謝的好友陳治平曾說：“他流的是深藍的血液。”

“同室操戈，江南一葉”，周恩來輓新四軍的這句話，也可適用於江南一案。

但有點不同的是，江南並未操戈，他是執筆，但即令執筆，他也未傷害、敲詐、出賣任何人，這才是江南案最要辨明的關鍵所在。即他不是革命鬥士、人權勇者，他根本不知道他講點話會致死，他想最多上黑名單，不准親炙山河，不太方便，但遲早這會過去，後期他反受到“重視”，他還想用這種“重視”來報恩，結果竟是這種義氣使他遭禍。

他到死沒被警告過，只有“善意的勸告、溝通”。我相信沒人對他說過重話，如果有，他會向朋友如施克敏等發牢騷或吹噓；他沒有，也沒有惶恐不可終日。他之死，實屬“不教而誅”。

任何人聽到江死，都會想：怎會是他？他要排至少在二十名之後，台獨分子、黨外運動人士、對國府政權的危害更大，能量更大，那應以他為優先才是。

其實也應該是，八月我接李敖電話，他說他要在鳳凰臺中提我告訴他的一故事，先給我打個招呼。此事是在二OOO年，一與臺安全局及竹聯幫都交好的人告訴我，即陳啓禮當年因知“一清”在即，怕對其不利，通過此人想見汪敬煦。大汪說我怎能逕與他見，他應有愛國表現再議。中間人問謂所指何？大汪說像李敖這種人就應教訓才是。中間人轉知陳，陳曰可辦，但不久陳搭上汪希苓之線，乃又轉去“教訓”江南了。李敖聞言，謂此真命也。他舉一三國故事，說諸葛亮設伏，欲射殺司馬懿，結果是大將張郃入圍，張死。諸葛亮放回俘兵，修書告司馬懿說：“吾本欲射馬，誤中一獐。”李敖說：“江代我死也。”

江死了二十周年，他的朋友本想在台辦個記者會。我與某泛藍領袖談及，他也願支持，此人向以正直誠摯聞，他說為彰顯人權，此事應做。我雖感其義，仍給他寫了這些話：

作為一個清白正直的人，您會從人權角度來考慮此事，但作為一個政治家，我認為您應還有更深的一層考慮——是非。江南的悲劇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問題，即如江南是捲入情報鬥爭中，有敲詐或出賣任何人，因此危害到別人的人權，或有害一組織工作，所謂“背叛”，那他被“制裁”，即令不到制裁的程度，還只能說倒楣。但江南不是。他沒有對誰不起，沒出賣任何人，也根本無從出賣起。他只是想用他得到的一點“重視”，去幫助一個對他有恩的人做點事，做點回報。他的出發點是良善單純的。加害他不但是不道德，而且是毫無必要的，甚至是對加害他的人大大不利的。

江南是喜歡說話，為民主正義說了些話，但他不是願以生命熱血為此獻身的人，他沒那麼偉大。他沒想到做民主烈士，他是糊塗冤死。他最痛心的應該是看到他的死，造成了國民黨的敗落。他對它是愛之深、責之切，絕沒想到要去推翻、傷害它的。結果那個時代的愚蠢，這種愚蠢，潛在我們每個人的細胞裏，造成了自噬的行為。所以，這不是人權，而是是非、明白的問題。哀矜勿喜，這是我一直的想法，現在愈來愈這樣想。

江南案絕不是“一批笨蛋找了一批笨蛋去殺了一個壞蛋”的三蛋論可以來笑謔打諢的。汪希苓並不笨，他是個聰明細心之人，他說為“國家扛起了責任”，可見這是一錯誤制度的問題。陳啓禮可能在社會上為惡，也可能有託庇自重之意，但他幹得理直氣壯，也不無“為國鋤奸”的想法。那難道只剩江南一個壞人？他不但集笨、渾、壞三性於一身，還是個“三面間諜”？

其實江南這件事很簡單，它的是非也很簡單。江南是個中國人，對政府的作為有不滿（不大，而且到底還視之為自家政府，非為外來政權），寫了些評論，對歷史、人物有興趣，選了蔣經國做論文題目。他當然不是個大學問家，只是博聞強記，把些資料抄錄整理而已。他那時還沒看到《陳潔如回憶》、《蔣緯國報到》等更驚世駭俗的東西。他查出的資料多是公開的，只是沒人把它串寫出了而已。後來楊力宇說要為大英百科全書寫蔣經國條欄，就受到國府的大大禮遇。

江寫了，又去開禮品店，做學者不成，就把文章寫成書。先在加州《論壇報》連載，結果“華府紙貴”，國府各勢力說客如雲。其中最具代表，也最心切的當然是汪希苓。

江南這下想“賣”了，他“賣”也沒錯，他想“賣”給提拔他的老長官夏曉華更沒錯，不但沒錯，還是蠻有人情味的。他所謂的“賣”，也只是結構不改，把蔣經國在七十年代後的一些政績，抄點好話而已。至於蔣與其父決裂，說老爸打老媽，這已見諸史冊，也不能改。他還沒提章亞若之死呢，但對蔣來說，這就是極大危險，故甚焦慮，但江並不知。

後來情報局就借夏曉華這條線，以改版費之名送了錢，又說請江提供些“情資”，江為夏曉華也答應了，這一部分，江的藍性浮現了。他的七封情報信，都是些反獨和大陸見聞的東西，這種“報告”，在那時並不是不道德，許信良拿的中山獎學金就要做點這種報告。到今天，為了“國家安全”，這種工作仍在做。

這種“局勢分析”，美國FBI問他大陸參訪的看法，他講：大陸上有人問問臺灣、美國情況，他也談談，這怎麼是“三面間諜”呢？但他的一些分析，臺灣情報局確實認為有參考價值，因此一直想與他保持良好關係。但汪希苓接事後就表示對江不喜，可能是江在華府不買他帳之故。不久又發生了崔陣的事。崔是大陸民航局的一個副處長，到三藩市見了江，發了幾句牢騷，江在信中告訴了情報局，情報局馬上派兩個人來美想策反之，叫江介紹，江根本不在意。這兩人後來在旅館咖啡廳中見人拍照，疑神疑鬼，逃回臺灣，就說是江要出賣他們。這又更增加了汪替天行道的理由，大概此時又接到關切江要寫《吳國楨傳》的指示，因此就急急下手了。

江死，情報局內部主管美國工作，與江聯繫的那一批人還很震驚，他們從來未認為江“背叛”，內部也為討論定性，不知為何會遭毒手？

《吳國楨傳》江南想法也很單純，前面的改版費是為蔣傳，沒說不能寫任何有關國府蔣家的東西，他也絕無敲詐或叫價的意識，否則他怎把吳國楨說蔣在他汽車中動手腳及欲傳子的兩段最重要的情節，先在北美報紙公佈了呢？江死十一年後，“吳傳”終由《自由時報》出版，內容對蔣經國最不利的仍就是那幾點，江南若要敲詐，剩下的還拿什麼呢？

所以，我說這不是“人權”，而是“是非”問題。如果江南不是我所說的廣義上的“中國同室”，而真是臺灣安全局事後以“國家安全”為名，所誣扣江南的那種狹義的“同室”，甚至是“同事”，或者是個“大家庭”，如黑手黨一樣，拿江南是冒犯了黑社會老大，警告了不聽，收了錢還在找麻煩，或他的行為有害同事、團體、政府，甚至國家，那他遭受制裁尚有理由。因為不如此做，更多人的生命或人權會遭到傷害，因此做“damage control”（損害控管）尚說得過去。美國政府在九一一後也批准可以對外國人採暗殺手段（對不對是另一回事）。至少保護人權而不得不如此做，但江南案卻非如此，江南案實在是不必要，錯誤又愚蠢。所以我說這是個是非問題。這點毫釐之辨，實不得不弄清。

結論是，蔣經國愚蠢，若是他下的令，不用說；若不是，他更是。正如許倬雲當年評的：“郭解殺人。”即他不知比知還可怕。蔣經國繼承了父親這個家天下，不知時代已變，發錯脾氣，下面會錯了意，殺錯了人事後還掩飾，對被害人二度精神謀殺，實在是可惡可鄙。最後，是殺了自己，江南案實是蔣家的自殺也。

今年五月，李登輝出的《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倒又旁證了一些真相。在十一月十二日蔣召見汪希苓問明事情原由後（假定他確實事前不知），他還在如此誆哄他的副總統（難怪李叛之理直氣壯）。

李登輝記載說：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四日，蔣經國（召見元老十二位），報告情報局捲入在劉宜良刺殺案件的經過，與其處理情形，除承認有情報局官員捲入槍殺江南外，並強調劉宜良“原為我大陸情報工作人員”，“此次被竹聯幫暗殺，為共匪陰謀，至為明顯”。

……“特別為這件事而召集開會議”，“大家一起開會，有什麼責任就一起分擔”。

“四月十五日，本人為本案向蔣經國報告，劉宜良案，在民間漸有不同反應，視劉宜良叛國該死等等。”

此可見蔣之欲蓋彌彰，到兩個月後，事情已掩不住了，還在賴共匪陰謀。李登輝也知如何去討蔣歡心，告知醜化江有了效果，但邏輯矛盾是，既是“共匪陰謀”，那又怎麼會“叛國該死”呢？

一葉知秋，國府的冬天就如此到來。“故國雨露，存歿兩沐”。江南還魂歸故土，蔣經國則客死異國，落得個父子都死無葬身之地。

誰是笨蛋？

CCTV：《蒋经国传》作者江南遇害之谜

CCTV 截图

CCTV《天涯共此时》 20160126 台海记忆：

《蒋经国传》作者江南遇害之谜全长（46:46）

http://cctv.cntv.cn/lm/tianyagongcishi/

1984年10月15日清晨，初秋的美国旧金山戴利城被浓浓的白雾笼罩。靠近大海的住宅区宁静祥和，这时，从一幢房子里走出一名中年男子，穿着银灰色的西 装，戴着眼镜，双手端着一个箱子。 他来到车库，把手上的箱子放进后备箱，正准备打开车门，就在这时，一把左轮手枪瞄准了他的眉心。“嘭”，枪声响过之后，他应声倒了下去。紧接着，“嘭嘭” 又是两枪，分别打中他的胸口、小腹的要害处，鲜血汩汩涌出。三枪之后，男子当场死亡。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写《蒋经国传》的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 南。 “江南案”顿时震惊了岛内外。那么江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为什么会遭到枪杀？杀他的人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