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是如何断送蒋家王朝的？

 来源：深度报  2025-09-14

 

一桩凶杀案为什么埋葬了蒋家王朝
江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南案是如何断送蒋家王朝的？

1984年10月15日，旅美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郊区住宅车库内被台湾黑道分子枪击身亡，这起“江南刺杀案”轰动美国，也成为了断送蒋家王朝的导火索。

一名作家为何会被台湾黑帮刺杀？美国又为何会感到震怒？这起案件跟蒋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篇文章我们就来揭开这些谜团。

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江南，本名刘宜良，生于1932年，祖籍江苏靖江，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明白大势已去，于是带领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刘宜良也在这批人中。

在国军前往台湾的船上，刘宜良凭借平时读书看报积累的知识与一名军官相谈甚欢，幸运地晋升为上尉。

抵达台湾时，刘宜良才17岁，凭借底子干净、头脑聪明的优点，他进入了“国防部”政治干部培训班学习，而他当时的班主任是蒋经国。

按理说就读于政治干部学校，班主任还是蒋经国，凭借自身的才智，刘宜良的发展前景肯定是不错的。

但他却认为在军队无法发挥出他的才能，因此拒绝被派往部队当指导员，就此被校方退学。当时刘宜良的抱负并不在军中，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手好文章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

在被“国防部”政治干部学校退学后，他去了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念书，毕业后开始进入新闻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通过自身的努力刘宜良一步步成为了《台湾日报》的主要记者。

1967年刘宜良又在报社社长帮助下，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赴美，此后刘宜良常驻美国并入了美国国籍。

在美国期间刘宜良以江南作为笔名，通过大量发表文章，揭露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与地位。

这些文章虽然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但也并不会给江南带来生命危险，因为在当时，这种揭露蒋家独裁统治的文章层出不穷，江南的这些文章不过就是其中之一而已。

不过江南后续出版的《蒋经国传》与着手译制的《吴国桢传》就与曾经发表的文章不同了，它们的内容有依有据地揭露了台湾当局诸多领导人的丑闻，可以说正是这两部传记葬送了江南的性命。

《蒋经国传》中有着大量对蒋经国不利的内容，且这些内容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据可依。

因此在《蒋经国传》出版前，情报人员便已联系过江南，对此江南答应收取部分费用，删掉该书后三版中对蒋经国极为不利的言论。

但删改后出版的《蒋经国传》，由于内容详细记述了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还是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

而江南去世前着手译制的《吴国桢传》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更是大加揭露与挞伐，其中还大量涉及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的轶事与丑事，如若出版可以说对蒋家在台湾的统治极为不利。

然而仅仅作为一个记者的江南是怎么获得这么多一手资料的呢？这就不得不说江南的另一层秘密身份了。

江南在政治干部学校受训后，虽然因不服命令被退学，但并未就此与台湾政府脱离关系，而是转入地下成为了一名台湾间谍，为军统也就是后来的中情局效力。

他之所以能够被派往美国也是台湾当局的安排，台湾情报局让江南以记者的身份前往美国收集情报。

当时的台湾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在江南死后也曾直言不讳指出，江南本来是台湾的间谍，当时的台湾在美国部署了很多情报人员，江南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江南这个人可能是才能过于突出，伪装过于充分，在美国执行任务期间又被美国情报局看中，成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民。

这就使得江南成为了一个双面间谍，有了美国作为后台，江南逐渐不把台湾放在眼里，这也是为什么江南敢写那两本书揭蒋家家底的原因。

江南作为曾经政工学校的学生，也算是蒋经国的弟子，被自己弟子写书揭露自己老底，蒋经国能不恼怒？

再者当时蒋经国已有意让自己的儿子蒋孝武接班，若是这两本书大肆流传，那蒋家本就不好的口碑必然会再次降低，这很有可能会影响蒋孝武接手台湾。

蒋孝武

江南的这一系列动作，自然让蒋经国内定的下一任接班人蒋孝武感到了威胁，于是他决定模仿自己的祖父蒋介石实施一次暗杀。

蒋孝武先是联系了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

鉴于江南的特殊身份且身在美国，台湾当局不便动用政治力量，于是汪希苓将这个暗杀任务交给陈虎门负责，陈虎门则将其交给台湾竹联帮主陈启礼。

竹联帮当时是台湾政府扶持的帮派，也是台湾第一大帮。接到这个秘密命令后，陈启礼立即表示同意。

陈启礼

于是在1984年9月，陈启礼带着打手吴敦赶赴美国同当地的堂主董桂森见面，三人在10月10日赶赴德州开始跟踪江南，5天后他们摸清了江南的行动规律决定动手。

1984年15日上午9点，江南在旧金山的家里吃完早餐离家时被3人伏击，董桂森一枪击中江南眉心，江南当场倒地毙命。

吴敦又对尸体连射2枪，以保证彻底将他杀死。

杀死江南后3人立即返回台湾。

然而黑帮成员毕竟不是专业的杀手，这次暗杀留下了很多线索，美国当局在得知江南被刺后十分震怒，毕竟江南可是有着美国国籍的美国情报局线人。

由于留下的线索诸多，美国很快就查出了幕后凶手是竹联帮的成员，美国政府随即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彻查此事。

面对美国施加的压力，台湾只能舍车保帅，随即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以及陈启礼等人。

陈启礼、蒋经国、江南、宋美龄、汪希苓

然而陈启礼也并非未预料到事发后当局的态度，事先就留下了一盘关于此事的录音。

而掌握此盘磁带的陈启礼的小弟张安乐为了救大哥，带着这一卷录音带远赴美国。

随后美国提出引渡此案的涉案人员，却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

面对台湾当局的态度，美国怒不可遏，随即公开了张安乐所带来的录音内容，彻底宣判了国民党在此案中的罪行，也将蒋孝武这个幕后真凶公之于众。

尽管蒋经国随即下令审判涉案人员、撤销情报部门，但这也堵不住台湾民众的悠悠众口，加上此事让美台关系一度变得紧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陷入了谷底。

迫于巨大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宣布蒋家的后人从此不再涉足政治，蒋孝武也因此被“流放”新加坡。

 

 

是早有預謀，還是挾怨報復？學者陳治平憶江南案親身經歷

 作者：陳治平

来源：作家生活誌

 

中華民國這回事——一位江南事件親歷者的觀察

• 作　者：陳治平
• 出版社：獨立作家(秀威資訊)
• 出版日：2016/10/01

 

誰是江南？

江南，1932年生於江蘇靖江，本名劉宜良。在美國嘛，朋友們叫他的英文名Henry。劉太太崔蓉芝，朋友們叫她的英文名Helen。他們在三藩市開禮品店，賣西洋的陶瓷、公仔之類。來美之前，江南在臺灣為自己的生存奮鬥，相當典型的那個時代的青年的面貌。

他自己常說：

1、9歲喪父，老爸死於「土共」之手（內地資料則有死於新4軍鎮壓的說法），由於被槍殺於家門口附近，目睹老爸倒臥血泊而亡，小時候刺激極大，終身懼黑、害怕獨處、喜歡人多熱鬧。

2、鄉下的初中學歷，十六歲跟著國民黨部隊當兵、吃糧到臺灣（不是被抓壯丁），但不喜歡被管、不喜歡威權，當兵顯然不適合。適逢蔣經國要另建軍隊的政訓系統，於是便用功考入「政工幹部學校」。但還是覺得不自在，便設計在畢業當天、藉故跟帶隊官吵架，以「抗上」的行為，獲得被開除。但也不回部隊報到、當逃兵。1954年碰到「貴人」、自首、居然只判緩刑（逃兵，一般是槍斃的），就此脫離部隊束縛，成為平民。

3、能說、能寫，便當記者唄，靠電臺、報紙討生活，後受夏曉華的提攜，進入「臺灣日報」（當時臺灣仍是戒嚴時期，但夏曉華屬軍統系的電訓技術人員，才有辦法取得電臺、報刊的牌照）。當了城市白領、結婚、離婚，又再認得政大畢業的美女崔蓉芝，在女友鼓勵下，苦練英文，順勢還被派到港、菲、越去報導新聞，搭上老美的線。為生存，努力鑽營。

4、1967年自費以《臺灣日報》駐美記者的身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後獲美國友人協助進入「美利堅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獲得碩士。

老劉說著說著，是很得意的。也難怪，孤身在外流浪，沒學歷，但勤於自學成材；舉目無親，但居然能夠在臺灣白色恐怖的戒嚴氛圍中，逃兵、沒被斃掉、還混到相當自如地進出臺灣、跑新聞、出書。並且，鄉下的初中學歷之後，37歲拿到平生第一張正式文憑，居然就是美國碩士，絕對是個記錄。其聰敏可見一斑。而無論舊雨新知，老劉的朋友們，都能親耳聽到他講的這些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江南其實是個蠻率真的人，16歲起就必須單獨在社會求生的歷練，磨出自成一套的功力。他算得上天生的一個記者，喜歡祕密、藏不住祕密，自己的八卦、別人的八卦、國際和國家的政治八卦，通通都稀哩嘩啦地捅出來，一吐為快。我們認識他的時候，很難不被這樣一個爽朗、頑皮、好玩的性格吸引，完全滿足彼此的好奇心，人是猴子演化出來的嘛。

老劉說得上朋友遍天下，他的「朋友」定義很單純，能在一起熱鬧、談得上幾句投機的話，就是朋友啦。對中國人的左、中、右、獨各派系，乃至美國人的政客、FBI等等，江南都好奇地去接觸，成為一種「職業病」。

1975年，香港《南北極》雜誌社印行了江南的《蔣經國傳》，當時用的筆名是「丁依」，一炮而紅，圈內人都知道，劉宜良就是作者。當時，蔣經國已浮上臺灣政治臺面，《蔣經國傳》成為一般公眾可以看到的、比較詳盡的蔣經國資料。當然，立刻列入臺灣查禁的書刊之中，雖然這書不算完整。

1983年，臺灣名記者阮大方在洛杉磯開辦中文的《加州論壇報》，連載以「江南」為筆名的、重新增修過的《蔣經國傳》。1984年，《論壇報》印行新版《蔣經國傳》，這時，蔣經國已經是第二任的「小蔣總統」，更加洛陽紙貴。

江南刺殺案，就那樣發生了。

事發與破案經過

1984年10月15日，早上8點半前後，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先生打了個電話到我家，只是簡單地說：「江南家裡有個警官剛給領事館通了電話，說是劉先生需要取消今午的約會……」。唐先生覺得奇怪，為什麼是警官打電話通知，而不是老劉或劉太太打電話？他知道我同江南很熟，就請我就近前去看看。

當時朋友裡頭，跟江南也很熟稔的李乃義，是在三藩市城裡上班的。於是，我先到辦公室簽到應卯，想想李乃義距離老劉家最近，便打電話給他，請他即刻前往劉家探個究竟。

那時，手機還沒普及，聯絡並不像現在那麼方便。估計，老李到達劉家是九點半吧，據我所知，他是江南被刺後最早出現的人（只比警方晚約一個半鐘頭），我第二個出現，到達劉家約11點。事後才知道，我們都沒留幾分鐘、現場的警官也不會允許，只是從哭泣的劉太太那裡知道了老劉已經被槍殺。

現場的警官問了我們同樣的兩個問題：

1、你怎麼會知道要過來的？

老李自然回答：「陳治平要我趕來的。」

我自然回答：「唐總領事要我來看看的。」

2、你知道些什麼事嗎？

居然老李跟我的回答一樣：「一定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

當然，那天下午我也回不到辦公室了，匆匆忙忙去到三藩市中國城裡的東風書店，在朋友的店裡坐定下來，才有電話可用，於是進進出出的電話就忙個不停。 

軒然巨波，眾說紛紜，當下許多人直覺，江南因《蔣經國傳》招來殺機。但此案之前不久，江南還寫了一篇訪問吳國楨的文章，透露了一些吳國楨在臺灣省主席任上遭遇國民黨特務企圖暗殺的細節，江南並宣稱：握有吳國楨授予的一些資料，準備另寫《吳國楨傳》。

這些，都可能是江南被刺的動機。

然而，還是看下去，讀者從我們提供的資料中，自己判斷個中緣由吧。

我到達東風書店，已過正午，自然告訴在那裡的黃達這個不幸的消息，兩人當下決定就以書店為定點，聯絡各方朋友。給已經返回到辦公室的老李打電話，讓他立刻趕過來，又通知唐樹備：江南遇刺。隨後，分頭通知跟江南認識的朋友們、關心此案的人，就近當晚在書店共商善後事宜。

當晚，我記得來了王靈智（柏克萊族群與亞裔研究系教授）、高大偉、池洪湖、魏需遜、Garchik（王靈智找來的葛奇科律師，因為他願意「事後收費」），加上我、李乃義、黃達，這就是推動破案的「江南委員會」原型。我們立即給阮大方打電話，請他加入，大方兄是性情中人，當下應允。大方老感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阮大方，成為迅速破案的最關鍵因素。

「江南委員會」只做了兩個決定：

第一，由於認定是政治案件，只能跟國民黨幹到底，不然，中國人還有何處避難？第二，人死入土為安，頭7後，22日在中國城舉行江南喪禮，並抬棺遊行、抗議。

第二天，「江南被刺」成為美洲各中英文媒體的大新聞。震驚臺灣內外，撼動華人圈。一個在美國的筆桿子之死，產生人人自危效應。實際，江南委員會除了陪同劉太太崔蓉芝出席各媒體採訪之外，並沒什麼大事可做。身無分文的委員會，倒是「懸紅十萬美元」，緝拿兇手，都不看好真的能破案吧。「委員會」，根本沒有組織，僅只是熱心人士的彙集點，誰要來都可以，內地來美的記者高魯冀，也成為奔走各方的「委員」之一。

案發當時，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都直覺是蔣經國下的刺殺令。這就是集權統治的貽害，誰叫小蔣是集權統治者，就算小蔣沒下令，最終責任，他還是逃脫不了關係。1984年11月12日，距江南遇刺才28天，臺灣突然發動「一清專案」，把全島黑道通通抓將監牢去。人們意識到，似乎有很大異樣。這時，除了阮大方、李乃義、以及美台少數相關高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實情，連崔蓉芝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老李，王八蛋，矇到全案結束，裝神弄鬼二、三年後，方才告訴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22日要公祭江南、並遊行，所以，阮大方21日晚得飛進三藩市，他弟弟阮大仁家是距機場不遠，但大仁正好去歐洲旅遊了，於是崔蓉芝找老李去接機、並在李家住上一宵，以便次日參加喪禮。阮、李，都要在喪禮上，面對諸多媒體講話。

怪事年年有，當年就集中發生在阮、李身上吧。他們是第一次見面，阮大方比李乃義大7歲，兩人思想南轅北轍，平時根本攏不到一塊。如果不是有江南這個共同朋友，早點碰面，大概會是老李挨揍的結局，因為大方雖然是「自由派」（英文liberal的定義），反專制威權，但也出了名的「反共」，而且遊刃於黑白兩道，如入無人之境，從小在臺灣就是出了名的街頭小霸王，單打獨鬥，什麼幫也不是，居然存活下來。李乃義則典型的柏克萊理工菁英，當然的自由派，老早就上了臺灣「匪類」的黑名單，左傾是無疑的，沒少參加保釣、反蔣的示威遊行。這兩人行文的差異，大到很難想像他們能怎麼談到一塊。

果然，初次見面，阮、李之間唯一的話題，僅只江南。但老李居然敏感到察覺老阮似乎知道一些蛛絲馬跡，只因為，阮大方說了句「有些事，我不能說，說了怕要改寫歷史……」。於是，這一右一左兩個臭老九，合計到半夜，決定找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幫忙」。老李便拿起電話，打到黃頁上的三藩市FBI電話，大約過了零點零時分，FBI回電，讓他們開車進城到中國城假日飯店去碰面。阮、李到達飯店，已經是22日凌晨1點出頭，FBI幹員Tony Lau（劉善謙）和Steve Keith（基斯，他常來中國研究中心找我「閒聊」，因為那時內地已常有中國官員到訪柏克萊）前來接頭。四人就在飯店一間房內談到天亮，阮、李覺也沒睡，直奔喪禮現場。劉跟基斯這兩位FBI幹員的華語都非常流利，他們的錄音談話大多以華語交流，主要是阮大方在說話。阮大方根據自己在黑白兩道的豐富資歷與人脈，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犯案人員到達洛杉磯不久，行跡便已被阮知道。加上帥嶽峰等幫派分子平時神神祕祕的說話，江南一被刺，阮大方立馬拼出全貌。阮解釋給FBI幹員：這些都是臺灣「竹聯幫」黑道分子，吳敦、董桂森是典型的黑道殺手。而蔣經國本土化政策實施後，外省子弟為主的竹聯幫，竟然成為臺灣特務機構的新寵，不少竹聯幫派分子被吸收成為「情治單位」幹員。

於是，陳、吳、董、帥在洛杉磯的住處，接待的黑幫分子等等細節，都成為FBI破案的關鍵資訊。

我後來瞭解，22日一大早，阮、李來參加喪禮和遊行，劉、基斯也就直飛洛杉磯。大致當天中午時分，美方已經掌控犯案人員行蹤、電話等資料，進行監控、蒐證。陳啟禮等執行刺殺後，曾打電話回臺灣情報局報告老闆「辦完事了」，電話號碼是祕密的，臺灣當局以為美國人不知道，但美國人就是知道。這也被錄音存檔。 

後來滋生許多犯案人員自以為的洩露、出賣等等，都是美國當局藉機玩臺灣當局的結果。實質上，FBI至遲在1984年10月底前，已然掌握所有證據，包括刺客吳敦、董桂森丟棄的作案手槍。這時，美國當局要獲得的是，蔣王朝必須到此為止，小蔣身體狀況日薄西山已經不是祕密。而臺灣內部，由於蔣經國健康欠佳，事權分散，早已漸入失控狀態。失控最嚴重的部位，便是特務統治的黑洞衙門，「情治單位」。

美國將江南案做了最優化的運用，實際迫使蔣經國進一步本土化、民主化。

即此一端，也可見美國制度本身的功力。就案件本身而言，10月22-31日時段，美方所知必大於蔣經國本人所知，蔣經國這時也可算是集權專制的「受害者」，蔣王朝的走狗們必定心存僥倖，不敢老老實實向小蔣報告清楚，等於美台兩端都跟蔣經國擠牙膏似地，各懷鬼胎地、一點一點地，將實情透露。

美方大概透露了一些狀況給臺灣，以至於「一清專案」，雷厲風行，瞬間4千多臺灣黑道分子，掃個乾乾淨淨。所有「本省掛」「外省掛」，全都網羅殆盡。而這也有意外的後遺症，外省掛竹聯幫幹的爛事，「連累」全部黑道坐牢，不料，很快真相大白，牢裡眾本省掛老大們，一來氣憤不過，二來學到竹聯幫「聯」起來的風光，便歃血為盟，串聯出「天道盟」，成為1985年之後臺灣最大黑幫。白道本土化，黑道也本土化，一起成為「後蔣經國時代」最大勢力，迎合選舉與黑金政治，儼然漂白成地方角頭、操縱地方選舉與各種非正規商業利益。

11月27日，三藩市警方宣告江南謀殺案偵破，案發當日在老劉家裡電唐樹備總領事、並問了我幾句話的警官，向記者會宣布：臺灣情報局勾結黑幫，派人謀殺了江南，全案偵破、結案。警官私下告訴我：FBI介入的「大案」，哪會告知地方員警實情？好在大家合作已有默契，警方樂得等因奉此、照本宣科，媒體面前風光一下……，享受破案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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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發動江南案的目的？

現在，當年的資料浮出更多，我看，實情應該是：1、實際，1981年之後的蔣經國，健康差到已經不能當個集權專制的頭頭。無奈木已成舟，特務體系已龐大到自成權力中心，當沒有人去認真節制它時，它就自己發威嘍。

我不相信小蔣會下這種命令，小小蔣則沒資格下令。誠然，老蔣時代，對異議分子「殺無赦」，家常便飯，抗戰前後，楊杏佛、史量才、聞一多、李公樸，都死於刺殺。老蔣的黑道作風，造就一批「為領袖分憂」「為領袖翦除政治敵人」的特務傳統。但小蔣不像老蔣那樣只有小腦，他蠻知道國民黨在內地敗亡的根本原因，別忘了，小蔣具備上海打虎失敗的教訓。

汪希苓等會如此胡搞，只能是小蔣對政局失控的一個反映吧。

根本原因，是小蔣身體已壞到無以操作集權專制。這是專制禍害的最大反射，養了一班鷹犬，卻管不到了、它們自己做主去咬人了。

2、即便從江南案的善後措施，處處可見臺灣政府的因應無方。不是那時的臺灣沒有人才，而是專制體系下的習性，使得體弱的頭頭任其下屬毫無邏輯地亂整。這還不是簡單歸咎於「官僚系統」就了得了的。

江南委員會請出王靈智教授為「主席」，他對美國操作權力或影響力的方式，十分熟悉。江南遇刺第二天，王靈智已經分別發信給美國司法部長和三藩市最大報《三藩市紀事報》總編輯，提醒他們：這件可能的外國人在美國進行政治暗殺美國公民的嚴重性。使得美國當局不能「運作」淡化或淹掉案子。

葛奇科律師Garchik則大腦清晰地告訴委員會，他獨立難當此重任，必須聯合一個「大律師」出面。我就建議請Jerome Cohen柯恩教授擔綱，處理法務，實際是政務。那時，美警方已宣告破案，臺灣當局把汪希苓等都抓起來，要進行審判。江南委員會透過長途電話，請黨外的謝長廷、陳水扁等，當委員會的在台代表律師，但臺灣當局當然不讓他們旁聽審判。葛奇科申請去臺灣旁聽，臺灣不給簽證，但臺灣當局卻不敢拒絕柯恩教授，因為柯恩那時已經當過哈佛法學院副院長，門下高徒有呂秀蓮、馬英九等人，而且他還是美國民主黨的中國問題智囊之一。

反觀臺灣，那時似乎沒有人可以解讀美方的動作。FBI神速破案，兜得國民黨當局團團轉，臺灣方面竟然沒有人真正知道美國到底掌握此案到什麼地步，陷入完全被動。臺灣難道缺乏可動員美國的內線嗎？當然不是，仍然是頭頭虛弱、下面就得過且過，集權專制的毛病。美警方宣告破案的說法，已經給台方留了大面子（顯然，FBI並未告知警方，這是赤裸裸的外國特務越境暗殺的案例，哪個嘍囉下手，無關宏旨）。剩下的民事官司，崔蓉芝是眷村長大的國軍子弟，臺灣親友一大堆，自然不會存心「斷橋」。

而所有臺灣當局平時倚重的美國政界律師，都建議臺灣速決速了、庭外和解，認賠出場是唯一途徑。錢復藉故回臺灣一趟，彙報情況，居然得到「此事動搖國本，打官司就打官司唄」的答復。

於是，江南案雖破，繼續沸沸揚揚近十年。

最終，還是賠償了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3、就事論事，我還記得，江南遇刺的第二年，1985年，國際反核人士從澳洲開船前往法國要進行核爆試驗的太平洋島礁水域阻止、抗議，其中一艘「彩虹號」Rainbow示威船被人惡意炸毀。不久，澳洲政府查出此事為法國特務所為，一時間又哄傳媒體，成為另一個國際大事件。

在西方文化看來，「特務」乃進行統治的「必要之惡」。

法國特工出紕漏，法國政府摸摸鼻子，概括承受，絕不會把自己的特工頭子送上法庭公開審判，以表示特工的行為，與總統無關。法國政府出大錢安撫彩虹號的苦主們，迅速平息這件國際醜聞，處理的無影無聲，法國政府也就不必在國際輿論露面出糗。

我當然沒想到，國民黨當局對江南案的處置，如此迥然不同。

這不禁讓我感到，海峽兩岸跟國際接軌之心，激情有餘、理智不足。

何況，統治的藝術，古今中外都一樣，威權不過是道紙糊的牆，捅破了，就再也威權不起來。

「後蔣經國時代」的臺灣政治生態，1984年底已然定案。

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這回事——一位江南事件親歷者的觀察》，原作者陳治平

一名作家之死！牽扯中美複雜關係｜1984年江南案

2023-03-25  吳秀樺

来源：报时光 

 

國防部高等審判庭，四日首次開庭審理劉宜良命案，圖為會外維安情景。圖／聯合報系資料照（1985/04/04　龍啟文攝影）

1984年，一位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加州遭到黑道竹聯幫份子刺殺身亡。原本只是一件單純的命案，沒有想到這場命案，竟牽扯出由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主導的一場刺殺行動，卻意外曝露出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複雜關係，導致台美關係頓時急凍，美國美國聯邦調查局更派員前來台灣查案。

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承認江南案為情報局官員主使的「秘密制裁」， 但當時民間盛傳總統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也涉入其中，甚至可能是主謀，雖無確切證據，但江南案發生二年後，蔣孝武在1986年卻被派至新加坡後，長期留在駐外單位，頗有謫放外地的意味存在。

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敗走，劉宜良隨來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進入國防部政工幹校（現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受訓，隨後進入新聞界擔任記者，在1967年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駐美國並取得美國籍。

劉宜良美國期間以江南為筆名寫作《蔣經國傳》，並於美國洛杉磯《論壇報》連載後，由於內容記述蔣家內部與國民黨內部之派系鬥爭，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有揭蔣家隱私與侮蔑元首之嫌。

當時國民黨情報系統情報局長汪希苓在經人介紹之下認識竹聯幫幫主陳啟禮，派竹聯幫幫眾吳敦與忠堂堂主董桂森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執行代號「鋤奸計畫」的「制裁令」暗殺了劉宜良，三人在執行完任務後，立即逃回台灣。

由於該案涉及美國公民死亡，加上劉宜良另外一個身分同時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線民，劉在被殺害後導致美台關係頓時緊張，隨著該案的案情延燒，嚴重影響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為了逮捕兇手，當時由FBI派員跨境犯罪進行調查，以求迅速偵破案。

最後台灣當局方面雖然承認江南案為該地區情報局官員主使，但仍強調本案乃情報局官員獨斷專行所致，非總統蔣經國等高層授意。

1985年1月10日，蔣經國下令逮捕因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至於陳啟禮、吳敦則被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殺人罪，各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最後在坐牢6年多後假釋，吳敦在出獄後成為影視大亨，捧紅許多當代港台電影明星，陳啟禮則居住在柬埔寨金邊。

台北地方法院二日再度開庭審理劉宜良命案，圖為崔蓉芝代理訴訟人孔傑榮(中左)、律師謝長廷(中右)步入法庭內。圖／聯合報系資料照（1985/04/02　陳曙光攝影）

美警方有信心捉到江南案嫌犯 希望來台約談陳啟禮等

1984-12-02/聯合報/05版/

（本報舊金山卅日電）偵辦江南命案的帝利市警局表示，雖然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釋放了俞大鈞，但警方仍將繼續努力逮捕四名嫌犯歸案。

「我們仍有許多線索可追查，我們也相信這些線索終將導出確鑿的證據，使法官據以發出逮捕四名嫌犯的拘捕狀」。

警方同時認為，雖然俞大鈞被釋放，但將不致影響法庭簽發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三人的拘捕狀。由於此三人均不在美國，警方取得本地拘捕狀後將立即申請聯邦拘捕狀。警方稱，他們已得到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一再保證，台北方面將全力合作。（下略）

劉宜良命案 高院明宣判

1985-06-02/聯合報/05版/

（台北訊）台灣高等法院將於明天上午十時，就劉宜良命案宣判。

判決仍將由高院合議庭在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宣示，高院已和各有關單位協調判決當天的安全作業。

據瞭解，高院明天的判決，不論判決結果如何，仍可上訴到最高法院，不過，最高法院為法律審，係書面審理不開庭調查。

劉宜良案發生於去年十月十五日，陳啟禮、吳敦二人一審被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殺人罪，各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由卡舒奇想到江南命案：历史的惊人相似 （Dr. Daniel P. Yu）

 域外法律 前天

    近日，沙特政府派特工去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谋杀其本国公民卡舒奇，并将其大卸八块运送回国，引起国际社会大哗和愤怒。原因不仅是卡舒奇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还在于其本人也出身显赫，并直接涉及了美国、沙特和土耳其之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相当崎岖，故事情节极具戏剧性，手段之残忍更是挑战了人类理性的极限。在国际社会重压下，沙特政府于日前扭扭捏捏地承认了卡舒奇被戕杀的事实，但将矛头指向情治部门，宣布羁押18名嫌疑人，至于对呼之欲出的幕后策划人王储萨勒曼则讳莫如深，国际舆论对此依然愤愤不平。卡舒奇案件的后续有待观察，但是笔者因此想起另外一件类似的案件，这就是发生在34年前的江南命案。

江南命案的经过：

    1984年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从其在旧金山郊区的戴利市家中开车到自己开的礼品店上班时被人枪击，总共三枪，眉心、胸部、腹部中枪，枪枪致命。其妻崔蓉芝女士闻声从楼上赶下来，见到刘宜良已经倒在血泊中，凶手逃逸无踪。

（图为刘宜良）

    美国警察随即开始调查此案，联邦调查局也第一时间介入。很快，谋杀事件的细节就浮出水面：刘宜良记者出身，曾经为台湾日报记者，文笔犀利，经常针砭时弊，尤其是移居美国后，更是大胆抨击台湾政治人物，于1984年出版了时任台湾领导人的蒋经国传记，详细描述和评价了蒋的一生，其中很多负面内容为台湾当局所诟病。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宜良可说与卡舒奇有得一比：同是对母国的当政者持严厉批评态度。经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此案为台湾第一大帮会竹联帮头面人物陈启礼及其同伙吴敦、董桂森所为。三人犯案后很快逃离了美国，分别自第三国碾转回到台湾。

    美国各界对刘宜良先生惨遭谋害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惩治元凶。旅居美国的华人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和“江南事件委员会”，并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迫使美国国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呼吁行政当局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当局公布凶案的真相。在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台湾政府被迫逮捕了陈启礼和吴敦，并开始调查事实真相。根据此后陆续公布的资料显示此事为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主事，通过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龄招募了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所为。

（图为陈启礼）

    事件发生后，陈启礼一度感到自己有被灭口的风险，于是就将如何接受台湾情治部门指令赴美刺杀刘宜良的经过做成文件，并通过不同途径散发出去，由身在美国的竹联帮成员张安乐透露给美国政府及媒体。至此，台湾当局再也无法隐瞒真相，只能在国际压力下开庭审理案件的背后主谋，最终，军情局长汪希苓、陈启礼、吴敦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位军情涉案者也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另一被告董桂森后先后逃亡菲律宾、泰国，和巴西，后来被美国政府从巴西引渡回来审理，也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至终身监禁，1991年死于美国狱中。

江南命案的政治后果：

    

    江南命案是一起专制政府派凶手域外消灭政治敌人的典型案例。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南命案最终却引发了台湾政治的大地震，导致台湾专制制度的和平落幕。据传，江南命案发生前，蒋经国颇为属意蒋孝武，希望他能够接班成为蒋家第三代领导人。但是，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蒋孝武幕后策划江南命案的事实浮出水面，给蒋经国的政治安排以致命的打击。从公布的历史资料来看，蒋经国对江南命案似并不知情。他在事后与当时的军事强人郝伯村的对话中，痛心疾首这个事件给台湾的国际声誉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以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障，现在台湾政府居然派人在美国领土上暗杀其政治敌人，将台美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互信关系断送于一旦，为了对美国有所交代，蒋经国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断然措施。

    （图为蒋孝武）

    首先，开展清扫黑帮的“一清专案。”1984年11月12日，在全台湾一夜之间逮捕了数千名黑帮成员。据后来任警政署长的侯友宜先生亲口讲述，为了保证扫黑行动的机密，当时参与逮捕黑帮的台湾警务人员被留置在警备总署的大楼里，直到逮捕行动开始。侯先生时任台北警察局刑侦队长，也被迫似囚徒一般呆在警总大楼听候命令。

    其次，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蒋家不会也没有安排政治后代接班，这也意外地给李登辉等本省籍的政治人物接管国民党提供了条件。蒋孝武本人旋即被委以台湾驻新加坡经贸处负责人而远离政治，给蒋家退出政治舞台画上了句号。

（图为蒋经国）

    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蒋经国觉得如果国民党再不进行民主改革，不仅国民党执政将化为泡影，甚至连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将在国际社会彻底边缘化。作为曾经叱咤中华民国政治达四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蒋经国主动开启了党外人士结社自由，这才使得民进党有机会很快就进入台湾政治主流，以致十多年后执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件貌似普通的政治刺杀案最后却主导了一个政治实体的命运，将台湾从蒋家王朝四十余年的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

江南命案对卡舒奇案件的启发

    江南命案和卡舒奇命案有着高度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桩超越主权的政治谋杀牵动了两国的政治布局。在江南命案中，蒋孝武隐然是蒋经国的准接班人，为了维护其父亲的政治声誉，不惜委派台湾黑帮越洋杀人；而卡舒奇命案，沙特王储是沙特的法定继承人，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声誉或是个人私愤，竟然派遣一个暗杀团队大张旗鼓地进入土耳其领土进行政治谋杀（虽然严格意义上说，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属于沙特的领土）。其结果，两个谋杀均被国际社会逮个正着，两个政府都遭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比较两个政府的初始反应也有相当的雷同之处。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发生第一时间企图嫁祸中国大陆政府，声称江南是为中共所暗杀，不仅理由牵强附会，拙劣的作秀也贻笑大方，更是引起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极度反感。相较之下，沙特对卡舒奇死于领事馆这一事实则是直认不讳，但是对于死亡的原因以及经过却大加掩饰，先是声称卡舒奇是斗殴死亡（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和十多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斗殴？），后来又称审讯过程不慎导致死亡。幸亏土耳其政府有铁证可以证明卡舒奇是被及其残忍地谋杀且活体分尸，其中细节令人发指。可见两个专制政府都缺乏常识，低估国际社会的智商。

    两个政府在公布真相时均以情治部门为代罪羔羊。台湾政府最后以该事件为台湾军情局长为最后责任人而宣告结束；沙特最新动作则是撤销5名情报部门高级主管，逮捕18个嫌疑犯。

    两个政府都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持。1984年的台湾在国际关系以及自身安全上几乎是吸附在美国这个老大哥身上，任何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均是无法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蒋经国如此重视此案，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政治前途，也要严惩杀人凶手。而今天的沙特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里，沙特要依赖美国的政治军事奥援，最近沙特2000多亿美元的军购就是明证，为了拉拢特朗普的美国，沙特还承诺数千亿的商业采购，可见美国的压力对其是有极大效应的。一旦失去美国的支持，沙特安全和国际地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随着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逐渐增大，沙特政府所承诺的彻底公布事实真相的时日无多。如果发生在三十四年前的江南命案给沙特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专制政府不可能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沙特派遣职业杀手越境戕杀政治敌人的做法不可能蒙混过关，为此它要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至于这个代价是王储放弃王位的继承、退出政治？还是沙特就此开始政治改革，给沙特人民一个建设民主、自由、现代化国家的机会？国际社会还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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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案：蔣氏政權指使黑幫殺人，壓制言論反成七傷拳

香楠/調查員 

 

1984年10月15日，在美國舊金山德里市（Daly City）一處民宅車庫，傳出了三聲槍響，屋主倒在地上，一槍命中鼻樑，兩槍打中腹部，三槍斃命於當場。

沒有人看到開槍者逃逸，甚至不知有誰聽到了槍響。直到死者妻子下樓來到車庫，看見倒在地上的丈夫，鼻樑上帶著一點血，以為發生意外，丈夫意外觸柱跌倒，才慌慌張張地求救。

然而，當獲報前來的警官告訴她，她的丈夫是死於槍殺時，她情緒激動地舉起一本書，指著封面的人像說：

「就是這個人殺死我丈夫的！」

 

究竟死者是何人？遠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先生又是怎麼謀殺這位美國公民呢？更重要的是，殺人動機是甚麼呢？

 

黑幫「洗白」

時間回到三個月前的7月中旬，以《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知名的導演白景瑞在台北民生社區的新居舉行宴會，席中邀請了他在義大利學電影時的好友汪希苓、與他合作的製片帥嶽峰、帥嶽峰的朋友陳啟禮，以及當時被視為「太子」的蔣孝武等人。

事實上，白導演的這位朋友汪希苓，正是當時的情報局長，而帥嶽峰與陳啟禮分別是臺灣兩大幫派中的竹聯幫總巡查與幫主。由於該年年初政府起了掃蕩流氓之心，然而陳啟禮手下幫眾又涉及多起殺人、傷害、勒贖案件，因此希望能與政府重要人士交好，以求得生存空間。便由白景瑞導演出面，邀約蔣緯國、汪希苓、空軍總部參謀長林文禮與國安局長汪敬煦等人，表達報效國家的意願。

汪希苓見其可用，於是安排兩人入住陽明山松竹山莊參與四天半的情治人員講習，教授他們關於密碼、跟蹤、照相與射擊的訓練，預備要派他們出任務。

於是這兩位幫派分子就成為了正式編制的情治人員。

在當時，情報局長汪希苓對於遠在美國，曾寫作《蔣經國傳》，指出許多蔣家與國民政府秘辛，筆名江南的劉宜良感到頭痛。並聽聞其將要動筆寫下敢於公然與蔣經國爭執，並對國民黨多加批評的吳國楨的傳記，預期又將掀起一波政府領導人的公關危機。

這位作家究竟是何來歷，竟能引得政府高層如此煩心呢？

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是美國公民

 

小蔣的眼中釘

劉宜良生於江蘇，在戰後隨著國民黨軍隊到臺灣，就讀軍校，退役後相繼於「正聲廣播公司」與「台灣日報」擔任記者，累積許多成績而獲得曾任軍統局特務的媒體大亨夏曉華賞識，向新聞局提出申請讓他赴美深造獲准。

1967年，當劉宜良以「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的名義赴美，無薪跑新聞的同時，也努力申請於美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就讀，最後更取得了美國公民的資格。

在1970年蔣經國訪美時，以記者身分再次見到自己過去就讀政戰學校時，在講台上訓話的蔣經國，而在採訪結束不久，又發生了數位台獨人士刺殺蔣經國未遂的事件。這些衝突與靈感，使得他決心以蔣經國為博士班時的研究主題，並且於1972年開始於香港的刊物《南北極》上，進行《蔣經國傳》內容連載。

在1984年正式出版《蔣經國傳》時，由於內容敏感，蔣經國曾派人勸阻，劉宜良接受上司兼恩人夏曉華的意見，拿了改版的費用，讓人誤以為是可以控制的寫手。誰都沒有想到，在此之後，他竟將寫作計畫轉向了另一個危險話題──《吳國楨傳》的籌備與資料收集。

敢於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吳國楨

 

批不得的國家

陳啟禮與帥嶽峰的第一個「鋤奸任務」，便是前往刺殺這位「不忠於國家」的記者兼作家。

赴美之後，帥嶽峰因事折返臺灣，陳啟禮便另尋當時的竹聯幫總護法吳敦與忠堂堂主董桂森加入，三人於10月10日藉由情報局提供的照片與地址找到劉宜良，跟蹤他的出入，並計畫由吳敦、董桂森埋伏在劉宜良家中車庫。

15日早晨9點20分，劉宜良用過早餐，準備開車前往舊金山漁人碼頭開設的禮品店，隨即遭到戴著假髮、假鬍子的兩人攻擊。董桂森首先發難，以左輪手槍開了第一槍，而吳敦在他倒地之後，又於腹部補上兩槍。兩人乘著單車火速逃離現場，並於中途車，脫掉偽裝，換了衣服，在陳啟禮的接應之下返回台灣。

事件發生過後，由於董桂森露餡，而被美方懷疑，進而鎖定他們為犯罪嫌疑人。不過，三人此時已順利回到臺灣，甚至以為「忠黨愛國」的自己會受到英雄鏟奸除惡般的待遇。

根據後來成為影視大亨的吳敦所言，在事件之初：「我們已經因為讀書不好好讀，去混了太保，沒有辦法報效國家，現在突然有了機會說可以替國家做事……任何一個有點血性的人都會想去做。」可以想像事成之後，縱使海內外譁然，他們卻是慷慨激昂、躊躇滿志的。

但他們壓根兒也沒想到，即使在遵從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的命令，執行了有如投名狀的暗殺，還會被針對檢肅流氓條例、組織犯罪條例而發起的掃黑「一清專案」給逮捕。

11月12日，江南案事發不到一個月，陳啟禮與吳敦發現自己被強勢警力逮捕，竹聯幫近八成勢力都被掃蕩，他們才想到自己可能被犧牲了。陳啟禮冷靜地對著當時負責任務的侯友宜說：「你們把事情捅大了，怎麼可以抓我呢。」

 

陳啟禮

 

拋不掉的打手

牽涉到江南案的「白狼」張安樂，如今仍在台灣社會相當活躍

確實，早在三人自舊金山返回洛杉磯時，已與身在當地的「白狼」張安樂接觸，並交付了錄音自白作為受雇於情報局的證據。陳啟禮當時的想法是，倘若他發生了不測被誣陷或滅口，便以此錄音帶保護其餘兩人，期望國府有所忌憚。

而在他們兩人被逮捕，董桂森潛逃之後，陳啟禮便供認不諱，表示自己直接聽命於汪希苓，經過情報訓練，化名鄭泰成，以基6217情報編號730063的身分，前往刺殺筆名江南的劉宜良。

當一夥人發現，國民黨政府並不打算大事化小、以顏面作為交換釋放陳啟禮與吳敦時，張安樂隨即在美發表多場演說，對媒體聲明江南案實屬中華民國政府高層與國防部情報局所策劃，陳啟禮等人只是執行，並將手上的錄音帶機交付美國情治單位。

美國方面自然對此十分震怒，作為國外情報機構，竟然囂張到利用幫派分子，公然於美國本土上刺殺美國公民，於是再通過對臺情治單位監聽的電話錄音，找到陳啟禮撥打回臺的電話內容，證實確實是中華民國的情治人員謀劃此案。

由於輿論與美方的壓力，1985年1月10日，當局終於逮捕了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並於三日後於中央社報導承認確有情報局官員涉入「江南」命案。

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本來被視為蔣氏政權之「太子」，卻栽在江南案上頭

 

由於張安樂當時稱蔣孝武也參與這項政治暗殺，使得蔣經國不得將次子外放日本和新加坡，令其逐漸淡出中央政府決策的核心，也在面對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的立場。

這起「江南案」不但使得台美關係交惡，使得在台灣執政數十年的蔣氏政權無法再傳給子輩，更可能是臺灣後來能夠推動解嚴走向民主化的關鍵之一。於1985年4月宣判，陳啟禮與吳敦被判處無期徒刑；十天之後，軍事法庭也將情報局長汪希苓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副局長胡儀敏與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則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陳啟禮和吳敦受審照

 

江南案成歷史關鍵

此案造成的影響重大，不免令外界對劉宜良感到好奇。歷經兩次減刑獲得假釋出獄的吳敦曾經說過，「江南」劉宜良乃美中台三方間諜，經過臺灣吸收訓練，然而又與中共方面接觸頻繁，但對兩方都給與假情報，實際效忠於美國聯邦調查局。認為這才是江南案真正令美方嚴詞譴責的真正原因。

這正是江南案受審期間，由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主導的風向。意圖讓民間對於特務暗殺一事引導至對於匪諜的同仇敵愾。

隨著這些流言提出的證據，是劉宜良曾進出中國，並與情報局或美國聯邦調查局往來書信。然而觀其內容，實無任何機密；透過夏曉華所傳遞的美西見聞稿件，也毫無任何情資蒐集的傾向，只能當成一種混淆事實的說詞。

另外，長久以來，對於「江南案」是否由更高層授意的懷疑一直揮之不去，而這幾年有許多相關當事人的專訪與回憶錄出版，讓我們得以一窺究竟。

至於所謂由汪希苓自作主張，下令結合幫派分子暗殺劉宜良的說法，也在他本人的回憶中被推翻了，事實上，從一開始就無人相信江南案最高層級只到情報局長。

照片中央為汪希苓

在近年受訪時，前情報局第三處處長陳虎門表示：「我親手將『執行制裁行動』的完整計劃書，當面交給汪敬煦局長與汪道淵祕書長。至於他們有沒有再向上呈報給蔣經國總統，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該做的都做了，絕對不是瞞著上面，自做主張的魯莽行動。」

甚至在江南案後一週，汪希苓還親自至國安局對汪敬煦局長報告，因此，當時的情治高層對此行動完全知悉，而且同意，並非如當時所言，只是情報局部分人士的決策。

令汪希苓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國安局「狡兔死，走狗烹」，隱瞞著情報局，偷偷發動一清專案逮捕陳啟禮等人。據當年負責執行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顏世錫回憶：「一清專案執行時，我確實奉令一定要先把陳啟禮逮捕之後，再開始逮捕其他對象。」將陳啟禮收押之後，國安局則立刻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已經逮捕了江南案的主嫌，算是給美國一個交代。

為了挽救政府形象，江南案的「制裁行動」成了「私人動機」，罪責的追究也到此為止。這不只掩蓋了政府高層的醜聞，更可能掩蓋了情治系統的秘密鬥爭，幸好，只要更多的資料被發掘，我們終究會發現此案中所有的疑點逐一澄明。江南案牽連雖廣，但拼湊出的真相卻十分簡潔，直指那個年代的核心問題。而這起喧騰一時的作家命案，不僅沒有達到蔣氏政權想要的「效果」，反過頭來，竟成了王朝日落西山的轉捩點。

相關討論歡迎到謎團：來聊聊著名的政治暗殺「江南案」，不單蔣氏政權指使黑幫殺人，相關人士現在仍很活躍

香楠

調查員

成天窩在總部最底層，身高最矮，脾氣最壞。不喜歡動，也不喜歡會動的生物。不愛說話，對於自己無法解釋的事情十分排斥，看到「水逆」的說法或「星座運勢」會生氣。

（https://ohsir.tw/2526/）

萧象：江南命案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1984年10月15日美国旧金山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枪杀案件，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在其住宅车库遭歹徒伏击不幸遇害。消息传开，海内外华人社会大为震惊。因死者生前著有披露国民党内幕的《蒋经国传》，此案遂被疑为政治谋杀，台湾当局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焦点；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专门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公布真相，是为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

　　江南，江苏靖江人，1949年去台，先后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及“政工干校”受训，后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派驻美国，以“江南”笔名发表文章，打开美国华人圈，1974年加入美籍。在美期间江南写作出版《蒋经国传》，引起海外华人社区很大反响，但在台湾因“对政府及领导人的负面形象报道”而被列为禁书。1983年7月，美国《加州论坛》开始连载修改的《蒋经国传》，台湾方面为此动用多方关系加以劝阻。1984年夏，江南发表访问吴国桢的访谈文章《吴国桢八十忆往》，并有写作《吴国桢传》的进一步打算。由于吴国桢与蒋家父子在1950年代的矛盾关系，文章内容自是对小蒋有负面的评价。台湾有关方面对江南的不识抬举与忤逆大为恼怒，台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决定加以惩处，选择并亲自授意黑道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执行这一任务。选择竹联帮，是因为竹联帮在美国发展有组织，行动方便，万一失手，可脱离干系。

　　1984年9月陈启礼衔命潜往美国，经密谋策划，指派属下吴敦和董桂森具体充当杀手。吴、董行凶得手后，陈启礼向台湾电话报告任务完成，汪希苓要三人立即返台。陈担心回台后被杀人灭口，录下两卷录音带叙述事情经过，嘱吴、董两人交给在美信任的人。10月22日，陈启礼三人回到台湾，两天后汪希苓约见陈启礼，并拿出两万美金作为奖励，陈予以婉拒，表示自己不是职业杀手，纯粹是为国家效劳。此后不久，台湾安全部门统领的警署展开旨在清除全台黑帮的一清专案，即“打黑”行动，陈启礼与吴敦先后落入法网，董桂森则逃匿他国，陈被捕时声称自己乃情报局秘密特务，并出示证明，但与情报局多有过节的警署不予理会，坚持将陈捕押，警方同时在陈家搜出陈在返台机上所写的此次行动报告，于是得知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蒋经国得悉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的报告，极为震怒，认为“太不可思议了”，下令“依法办理！”

　　美国的竹联帮人员对陈启礼的被捕大为不满，向台提出以录音带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竹联帮分子在“打黑”行动中的一些特权，被台安全部门首脑汪敬煦拒绝，于是便将录音带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汪希苓等人直接涉入江南案的证据便落入美国手中。美国朝野一片哗然，媒体开始大肆笔伐台湾政府，对台湾情报部门公然在美国枪杀美国公民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国会议员对台湾当局的作为也大为不满，甚至要求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条款停止向台出售武器。台湾形象因此蒙受重大打击，美台友好急速降温，双边关系岌岌可危。

　　台湾情报部门涉及海外谋杀，且发生在关系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蒋经国感受到了此案的极为严重性，将此一事件与数年前美台断交相提并论，对党内高层沉重说道：“中美断交我处理，现在刘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中美断交错在美，吾人理直，而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下令将涉入此案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三人解除职务，交军法侦办，并成立由党、政、军高级别人员组成的五人专案小组，负责调查江南命案，随时向他报告进展。与此同时，海内外媒体不断报出蒋经国次子“太子党”蒋孝武涉案的传闻，蒋孝武则极力予以否认。

　　1985年1月27日五人专案小組决定起诉汪希苓三人。五人小组力图将政府责任与此案切割撇清，对外宣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也就是一起“孤立事件”，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把汪希苓等人的作为定位在刑事被告，课以个人的刑责，而不是职务所为，这就需要一个私人的动机，汪敬煦最后颇为牵强地采用了一个说法，称汪希苓在美国作特派员期间干了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刘宜良准备搜集资料把它写出公之于众，如是，汪希苓难免要倒楣，以此来作为汪希苓犯案的动机。汪希苓本人对此说则感到又恼又气，认为他如是因了私人因素而派人杀害刘宜良实在是对他人格的污蔑。但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国形象，也只好忍声吞气，忍辱负重，独自揽下责任，而不再向上发展，牵涉他人。

　　1985年2月27日，台北地检署对陈启礼、吴敦、董桂森提起公诉。法庭公开审理，《联合报》把录音带内容予以全文刊载，让民众得以知晓案发全部过程。4月9日，法院做出如下判决：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4月19日，台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审判庭做出宣判，汪希苓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杀人，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胡仪敏、陈虎门两人帮助杀人，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宋楚瑜、蒋经国

　　震惊海内外的的江南命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它给台湾的政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美国外交家陶涵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指出：“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从而意识到这样的党已到了必须加以改革与改造的关头。

　　另有评论认为，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党外人士则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到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让蒋经国“父业子承”的可能想法化为无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蒋家第三代不能也不会进入“接班”人选。翌年春，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权力中枢。

　　但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江南命案使蒋经国再一次沉痛认识到，权力尤其像情报部门这样拥有无边权力而没有限制与制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政治改革的紧迫感，于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对情报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与改组，削减、限制了其权力，同时加速了民主改革的步伐。此后不出两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而正式开启民主化转型的大幕。

　　

　　2012-9-7

——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628.html）